1945年8月，陈诚负责“裁军”，把大量杂牌军校毕业、行伍出身的军官裁减回家。中校李浑多年来出生入死，岂料竟落了个以200元法币打发回家的结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刚结束，国民政府却迫不及待推行裁军。军费开支压得政府喘不过气，陈诚临危受命，负责缩减部队规模。目标是将部队裁到90个师，裁军令一下，杂牌军校毕业的军官和行伍出身的底层军人首当其冲。陈诚这人，手腕硬得很，但偏心也不少。他优先保住自己的嫡系部队，那些不属于他派系的军官，哪怕战功再多，也得卷铺盖走人。李浑就是其中一个倒霉蛋，黄埔出身，战绩不差，却因派系不对付，成了裁减名单上的“多余”名字。
李浑1905年出生在湖南农村，家里穷得叮当响。小时候跟爹妈下地干活，风吹日晒，双手磨得全是老茧。乡下日子苦，但他硬是靠着一股倔劲，1926年考进黄埔军校第四期。那年月，黄埔可是热血青年的圣地，他一门心思扑在训练上，枪法准，耐力强，毕业时成绩名列前茅。北伐战争打响，他跟着部队南征北战，身上落了好几道伤疤。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冲在前线，带兵打过夜袭，指挥过硬仗，肩膀上挨过刺刀，腿上中过弹片。抗战胜利时，他已经是中校，胸前挂着勋章，满以为能喘口气，谁知裁军令砸下来，啥都没了。
裁军那会儿，李浑接到通知，整个人都懵了。200元法币，搁当时也就够买几袋米，拿这点钱打发一个出生入死的军官，搁谁身上不窝火？陈诚的裁军政策，说白了就是卸磨杀驴，日本刚投降，仗打完了，这些拼过命的军官就成了“累赘”。李浑收拾东西离开部队时，军装都舍不得脱，肩膀上的军衔摘下来，手指攥得发白。回到重庆老家，日子一下子跌到谷底。家里没啥积蓄，靠着他那点遣散费，根本撑不了多久。没几天，他开始卖家里的东西，旧衣服、破棉被，能换几个钱的都拿出去卖了。
日子越过越紧巴，李浑每天就靠两个馒头填肚子，硬得跟石头似的，啃得牙疼也得咽下去。重庆街头人来人往，他一个落魄军官，走在路上没人多看一眼。裁军的不止他一个，好多被裁的军官都过得惨。有的回了乡下种地，有的在城里摆摊糊口，还有人干脆跑去码头扛包。李浑咽不下这口气，跟几个老战友凑一块儿，想找个说法。他们跑到报社门口，求着登报曝光这事儿。报社编辑懒洋洋地听完，点了根烟，才勉强答应帮忙。报一出，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可上头压根没搭理。
裁军风波闹得沸沸扬扬，李浑他们这些被裁的军官还不死心，组织起来去军事委员会门口抗议。那阵子重庆阴雨绵绵，他们站在大门外，嗓子喊哑了，手里举着褪色的军旗。老百姓围过来看热闹，有人叹气，有人摇头，可官员们躲在楼里，连个正脸都不露。后来派了几个兵，扔下几筐冷饭团打发人，李浑他们饿得不行，抓起来就吃，硬邦邦的饭团硌得胃疼，也没人退缩。可折腾了一圈，啥也没改变，抗议的人慢慢散了，李浑也只能灰溜溜回了家。
1949年初，国民党江山摇摇欲坠，李浑彻底看透了这帮人。他辗转联系上地下组织，3月正式加入共产党。组织看他有经验，直接派他去湘西搞游击队。那时候他身体早被战争掏空，肩膀的旧伤一到阴雨天就疼得钻心，可他还是咬牙上了路。到了湘西，他在山里带着几十号人，教他们怎么埋伏，怎么抢物资。作战时他不含糊，亲自带队摸敌营，枪法还是当年那股狠劲。部队里的人慢慢服他，背后叫他“李老虎”，说他打起仗来跟年轻时一样猛。
游击队日子苦，粮食少，装备差，李浑跟士兵们一块儿挨饿，晚上就睡在山坡上，身上盖着薄毯子。仗越打越大，他指挥了几次漂亮的偷袭，缴了不少枪支弹药，部队的名气也传开了。组织看他能干，提升他当副司令员，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1950年，解放湘西的战役开打，敌军火力强，游击队被压得抬不起头。李浑带着人撤退时，自己留下来掩护，端着机枪死守阵地。最后一仗，他胸口中弹，倒在山沟里，45岁就这么走了。
李浑死后，战友把他埋在湘西一座山坡上，墓碑简简单单，周围长着几棵松树。他的命，像那个年代好多军官一样，起起落落。从黄埔军校的热血小子，到裁军后的失意汉子，再到为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他这一辈子没享过几天福，却没白活。他的故事，搁在当时不算稀奇，可细想想，又让人心里沉甸甸的。裁军把他踹下去，他却硬是爬起来，换了个战场接着干，这份倔强，真不是谁都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