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民党各首脑存款数目一览! 其中有一大半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人 国民党的腐败问题十分严重。 孔令伟的事例尤为突出。 1941年底，蒋介石决定派飞机接回香港的政要和文化界人士。 按照安排，许多名人将乘坐专机回到重庆。 这架飞机的乘客原本应包括郭沫若、茅盾、陈寅恪、何香凝等重要人物，但孔令伟擅自登机，将他们推开，甚至不惜用武力将陈济棠夫妇赶下飞机，只为了让她的宠物狗能够有座位。 陈济棠是国民党元老，然而在孔令伟眼里，这些名人的尊严不值一提。 事后，《大公报》刊发社论，猛烈抨击孔令伟的行为。 舆论的压力迫使孔令伟的叔叔孔祥熙辞去职务，但她本人并未受到应有的惩罚。 作为宋美龄的外甥女，孔令伟背后有着强大的家族势力支持。 与此同时，在李宗仁的回忆录中，国民党军队需要补充武器弹药时，必须向上级官员行贿才能获得。 甚至在一些军队中，补充的武器弹药并没有全部到达前线，而是被一些军官截留或倒卖。 这种腐败现象使得军队内部的不团结和分裂问题愈加严重。 孟良崮战役中，尽管多个国民党部队曾在外围准备支援，但最终由于贿赂和内部权力斗争，支援未能及时到位。 张灵甫临终时曾深刻反思自己没能掌握住国民党内部的“游戏规则”。 1948年，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国民党党政军干部的腐败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腐败就已经十分严重。 在1934年，根据《江南正报》的报道，国府要人的财产数额巨大，其中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多位高层官员在上海拥有的资产已达数千万元。 在这个时期，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吸引了众多权贵的积聚，据中国银行的调查显示，这些官员在上海的银行存款和不动产总值约为5亿元。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据抗战时期的记录，国府高层并未因国家的危机而有所收敛。 他们在后方的生活依旧奢侈。 成都作为战时的大后方，其餐饮业的异常繁荣。 据资料显示，抗战期间成都拥有近3000家餐馆，平均每130人便有一家餐馆。 1943年，战争还在进行中，孔家的孔令仪在美国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她的嫁妆由国民政府财政部的妇女工作队加班加点制作，并紧急空运至美国。 1942年至1943年，华中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导致至少150万人饿死。孔令仪的嫁妆所消耗的资源足以救助数千名灾民生活一年。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面临着大量日伪产业的接收工作，尤其是在北平、天津、上海、杭州等地。 由于接收工作急于推进，很多官员趁机进行贪污。面对舆论的压力，蒋介石决定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清查。 1946年，国民政府成立了“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该团分七区十八组，分别前往各地进行清查。 在北平地区的清查过程中，早在清查团抵达天津之前，就有多封举报信指向刘乃沂，揭露他在接收过程中大肆贪污，扣留了大量敌伪物资并私自出售，涉及钢铁、白糖等物资。清查团经过十余天的细致侦查，终于确认刘乃沂确实涉嫌贪污。 8月，清查团决定将刘乃沂逮捕。当天，刘乃沂被约到天津兴安路临时参议会议事。 当他抵达会议地点后，便被宪兵团迅速制服，随即被带到宪兵团本部审查。 随后清查团与其他相关部门一同对刘乃沂的住所和办公地点进行突袭，查获了黄金2000余两、美金1万元、珠宝万颗、以及大量日伪物资，总价值超过10亿元。 清查团及时封存了所有赃物，并将调查结果上报国防部。 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发起的“打虎”运动。 “打虎”运动的初衷是通过整顿腐败，恢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然而，蒋经国不仅采取了专制手段，还试图通过对商人阶层的打击来平抑物价，然而，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并非商人囤积居奇，而是政府自身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败。 蒋经国组建了一支由上海知识界青年组成的“打虎队”。 这些年轻人并非来自官方军警，而是由蒋经国直接招募的，他们可以随时进入工厂、商行进行突击检查，甚至翻动货物和账簿。这一措施在初期的确带来了不少支持。这种高度集中的专制，却也引发了商人阶层的集体抵制。 尽管蒋经国动用严厉手段打击了上海的黑恶势力，但在面对更为复杂的经济问题时束手无策。 经济界的商人们在此压力下选择停产，造成了经济的进一步恶化。 1948年，国民政府宣布以金圆券取代法币，并强制要求市民在短时间内将法币兑换为金圆券。这一政策剥夺了广大民众的积蓄，仅在上海一地，就有大量个人的财富被政府收缴。 金圆券的强制兑换让百姓失去了存储财富的途径，而“打虎”运动中的经济压迫则导致了商界的集体反抗。两者相互作用，使得经济改革的效果适得其反。 参考文献：[1]张天政,成婧.西京银行公会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金融监管[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2):64-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