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天，北平城刚刚解放，整个城市沸腾了，家家户户挂红旗、放鞭炮，连空气里

1949年冬天，北平城刚刚解放，整个城市沸腾了，家家户户挂红旗、放鞭炮，连空气里都是喜气。 但就在这一天晚上，华北军区卫生部长殷希彭的家里，没开灯，也没动静。 他坐在屋里，整整一个下午没说话，等了八年，他终于要说出口——“子刚、子毅，他们都没了。” 谷慧芳瘫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那是她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她的两个儿子，早在六年前的1943年，就已经死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了。 而她，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几天，才知道真相。 这个秘密，殷希彭憋了六年，憋得他夜里常常睁眼到天亮，白天看着别人家团圆，心像刀扎。 殷希彭是河北安国人，家里出身不错，早年当过大学教授。 1938年，他丢下教职，带着一身医术奔赴前线。 他是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创始人之一，当时在晋察冀边区，几乎所有战地卫生系统的规章制度，都出自他手。 他没端过枪，但救过的人，数不过来，白求恩活着的时候，就拍着他肩膀说，“你是这片根据地的医学脊梁。” 他的两个儿子，也跟着他走了这条路，大儿子殷子刚1920年生，1938年参军，打小就跟着部队转战敌后。 人聪明，脾气倔，很快成了冀中敌后武工队的政委。 二儿子殷子毅出生在1925年，15岁那年主动参军，在卫生部门当司药。 他比哥哥更沉稳，也更苦，他在信里跟殷希彭说：“我不怕死，就怕没法救人。” 1943年3月，冀中敌后开展了一场突袭阳泉火车站的行动。 敌后武工队任务是切断日军运输线。队伍潜伏三天两夜，刚接近火车站，就遭到伏击。 殷子刚带着几个人打掩护，让主力队伍先撤，敌人火力猛，他最后带伤断后，弹尽粮绝后中弹牺牲，那年，他才23岁。 消息送到卫生部的时候，没人敢说，负责送信的副官哭着把子刚留下的怀表和一封信递给殷希彭，说：“殷部长，子刚走得很壮。” 他接过东西，一个字没说，当天晚上，他在灯下坐了整整一夜，连眼都没眨，第二天照常上班，一句话都没提。 半年后，更沉重的消息又来了。 1943年9月，日军对冀中神仙山根据地发起大扫荡。 当时整个后方都在转移，子毅在担任卫生部司药，带着药品和几名伤员往山里转移。 日军飞机跟着炸，山路狭窄，没地方躲，他就在山坡上，被炸弹震飞，头部中弹，死在离卫生部驻地不到五百米的地方。 那天部队里的人都红了眼，没人敢直接告诉殷希彭。 后来是副政委把子毅的血衣和一块刻着名字的药盒交到他手里。 他捏着那药盒，手发抖，两个儿子，六个月之内，一个阵亡，一个炸死，就这么没了。 后来有人问他：“你怎么能扛得住？”他说了一句：“战争哪能不死人？我以他们为荣。” 这话传出去，部队里都说老殷真是铁人，可谁都不知道，他不是铁，他是硬撑着。 那时候他老婆谷慧芳还在山东逃难，带着刚出生的小女儿殷珍，一路逃，一路躲。 日本人多次找上殷家老宅，威胁要抓他们家人，谷慧芳拉着孩子逃出家门，靠乞讨为生，几乎断了音讯。 直到1946年，华北局开始着手解决干部家属安置问题，聂荣臻亲自下命令，要把谷慧芳接回来。 几番辗转，才把母女接回太行山，谷慧芳一见到殷希彭，第一句话就是：“孩子们呢？他们在哪儿？” 殷希彭张了张嘴，没说出实话，他说：“都在中原，战事太忙，没法联系。” 为了让这个谎言像真的一样，他还特意请人写了两封“前线来信”，说子刚在支前，子毅在运输，忙得脱不开身。 谷慧芳信了，她每天盼信，盼得眼睛都花了，她常说：“战争快结束了，咱家就能团圆。” 殷希彭听着，心如刀绞，他不敢看妻子的眼睛，他知道一旦说出真相，谷慧芳会崩溃。 她不是个脆弱的人，但一个母亲接连失去两个儿子，这打击谁都扛不住。 其实她早有预感，她问过：“咋一点音信都没有？三年，连封真信都没有？” 他只能咬牙坚持，他怕她真去寻死，他也怕整个部队因此动摇。 1949年冬，北平解放，当晚，部队在城里组织庆功会，他没去，他回了家，准备说出一切。 那晚天很冷，他回到屋里坐下，对着谷慧芳说：“慧芳，我骗你了。” 她愣了一下：“你说啥？”他低头不语，抽屉里掏出那两个孩子留下的遗物：一本日记，一块怀表，一只药盒。 “他们都没了，六年前就牺牲了。”谷慧芳听完当场就昏过去，醒来后抱着那块药盒，哭得像个孩子。 她一晚上没睡，不停念叨：“为啥不告诉我？他们连尸骨都没留下，连个坟头都没。” 殷希彭坐在旁边，没说一句话，眼泪流了一脸，第二天早上，部队开会，他又换上军装，出现在会场上，神色如常。 有人问起，他只说了一句：“战士该有的结局，他们都走得有尊严。” 他临终前，把女儿叫到床边，语气很平静地说：“我的荣耀，是用两个孩子换来的。以后别讲我功劳，讲他们。” 去世之后，谷慧芳亲手为他选了墓碑。在墓碑上，她亲自刻下三个名字：殷希彭，殷子刚，殷子毅。 她说：“这是我们一家团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