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的杨蕴如嫁给了文质彬彬的孙家大少爷，三天就闹着要离婚，母亲以为女儿受了委屈，不断地追问，杨蕴如支支吾吾地说：“这孙少爷晚上变得可怕起来。”
天津杨家，是当年名噪一方的金融世家，父亲杨毓璋，是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大掌柜，母亲是嫡妻，出身不低，规矩不少。
杨家子嗣不旺，弟弟早夭，家里只剩杨蕴如一个独苗。
这孩子从小被当成“命根子”养，管家、丫鬟、家丁口口声声喊她“大公主”。
谁敢惹她一句，轻则掉饭碗，重则被赶出杨宅，她脾气大，声音更大，小丫鬟上茶稍慢半拍，她能把整桌子掀了。
母亲不拦，父亲不忍。宠成了个祖宗，养歪了个性子。
上学是去过的，只读到小学，嫌坐黄包车太累，嫌先生念书太烦。
她说，“我才不和一群穷孩子一起写大字。”说完，把书包扔进了鱼池。
父亲临终前心知女儿这性子养废了，立遗嘱说不念书就关起来修行穿布衣，结果人一咽气，遗嘱成废纸，母亲把她宠得更狠。
她整天窝在闺房，读《红玫瑰》《半月》这些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书里男人多情，女人矜持，爱情纯洁得像玻璃球，一碰就碎。
她把那些“意乱情迷”“香肩一靠”当真了，以为这就叫婚姻。
19岁，经媒人牵线，她和孙毓棠订了亲，孙家是天津八大家，南开大学商科出身，照片上一表人才，背景更是门当户对。
婚前两人连面都没见过，订婚时换了张照片，婚礼场面办得天大。
红毯铺出大门外，贺礼收了200担，光金器就装了四箱。可这场大婚，从新婚夜就炸了。
晚上，孙毓棠推门进洞房，按惯例关灯、脱衣、同床，她一下从床上跳起来，尖叫：“白天那斯文人，怎么晚上变成这样？”
哭着喊着要回娘家，说“男人怎么能碰我？怎么敢碰我？”
她以为婚姻就是两人谈风月，携手散步，看月亮喝茶，可她没想过，一起睡觉是婚姻的一部分，她觉得那是野兽，是侵犯，是羞辱。
第二天一早就回了娘家，哭得天塌地陷，说孙毓棠“心术不正”，母亲问她发生了什么，她只说“太脏，太可怕”。
没人告诉她这叫“性”，没人告诉她夫妻之间可以亲热，更没人告诉她小说是假的。
孙家本想忍，毕竟颜面还在，打算慢慢劝，但时局动荡，没多久孙家被抄了家，家道中落，孙毓棠投奔杨家，想借老丈人家里过渡几月。
结果门口连口饭都不给，杨蕴如不许他进屋，进了也不许同住，就连吃饭也要错开桌。
亲戚长辈轮番上阵调解，她嘴上答应，转身照旧。
最后受不了，在1927年登报离婚，写得冷冰冰：“婚姻无实，礼义皆绝。”登报那天，天津各大茶馆传疯了：杨家公主“休夫”了。
从那以后，杨蕴如像是掉进了空心壳，她开始羡慕起妹妹杨敏如。
妹妹读了燕京大学，开朗聪明，在北平混得风生水起，她不甘，托叔父——当时是北平中行行长——塞了名额，成了燕京大学的旁听生。
她没去听几节课，倒是社交场上混得挺开，那时候的她，穿皮草、挎小包，一口津腔讲西洋词，混圈子、聊哲学、谈恋爱。
后来和一个广东青年赵某同居结婚了，赵长得不怎么样，但读书人，脾气软，嘴甜。
婚后一起搬到新屋，还带了个杨家派来的小田伺候。
谁也没想到，小田是个祸根，这个男佣一天到晚在赵耳边吹风，说太太挥霍，说赵吃软饭；转头又在太太面前煽火，说赵有别的女人，说赵暗地里想掌控家产。
两口子越吵越厉害，她开始怀疑赵是图她的钱，赵开始怀疑她疯了。
最终，第二次婚姻也散了，赵卷铺盖走人，小田不知去了哪儿，杨蕴如搬回了娘家。
从那以后，她像一只关笼子的雀，人不出门，心也乱了，渐渐的，说话颠三倒四，半夜唱戏，白天骂人。整个人开始疯了。
没人给她看病，没人请医生，母亲开始怕她，换了仆人，不许她出屋。
她穿着破棉袄捡烟头，腿上全是冻疮，身上溃烂，满口脏话，佣人嫌她臭，打她、骂她，也不吭声。
42岁那年，得了癌，病得厉害，咳血、发烧、躺在破席上起不来，没人送她去医院，没人给她喂药。
死的时候，连个像样的寿衣都没，母亲只草草拿了口薄棺材，连香都没烧一炷。
一个金融世家的公主，从顶端一路摔到谷底。摔得彻底，摔得荒诞。
她活过，骄横、无知、疯狂；也败过，被爱情砸，被婚姻砸，被幻想砸，最后是时代把她踩进土里，连眼泪都没留下。
参考资料：
《民国女子生活史料辑录》，中华书局，2012年，第231-2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