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李青林被捕，在狱中，她宁死不屈，敌人见状，就叫来了叛徒指认，哪知李青林看到叛徒时，却说：“我认识你，你不是人！” 李青林15岁时，由于叔叔的债务问题，李青林的父亲被债主和地方军阀联合逼迫入狱，并遭受酷刑致死。 紧接着，母亲董氏也因病去世。 在此困境中，李青林继续学业，并于1932年考入泸县女子师范学校。 在师范学校，她接触到一些共产党员如任镜明、高宝书、邓本容。 她们共同研读进步书籍。 1934年，李青林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开始在泸县的一所小学任教。 她利用自己的岗位组织师生们参与抗日救国活动。 1939年，李青林通过邓本容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负责组织妇女工作。 她通过集资开办“沱江女子商店”来筹集资金支持抗战。 她的身份暴露后，被迫转移到重庆，化名李潭。 1940年，李青林被调至重庆的“全国抗战将士慰劳总会工作队”工作，之后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李青林再次转移到泸县，担任二十三兵工厂子弟小学教务主任，并兼任党支部书记。 1942年，李青林化名李芳莲，前往重庆的山洞中心小学任教。 在这一阶段，李青林依然未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个人生活伴侣。 尽管与一名男青年初步交往，但由于对方的身份无法确认，在党组织的提醒下，李青林毅然决然地与男青年断绝了关系。 1943年，李青林被重新恢复了与党的联系，并被安排到多个学校继续开展工作。 她先后在邻水县么滩小学、重庆南岸马家店分校、江北县莲华小学任教。 在这一期间，她积极培养和发展进步学生，推动学生加入共产主义事业。 1946年，李青林被调任四川省委妇运组工作，参与创办《四川妇女》杂志，并在此期间与青年才俊邵子南相识并产生了感情。 两人约定结婚，却未曾料到，1947年，国民党当局发动了突袭，逮捕了李青林及其革命同伴。 由于此事，李青林与邵子南的婚约未能实现。 在这次行动之后，李青林随后进入歌乐山儿童保育院工作。 7月，李青林接到党组织的指示，赴万县工作。 途中，她决定以邵子南的笔名“青林”为自己的新名字。 在万县，她被安排在清泉乡的第六保国民学校任教。 在万县，李青林和同伴们在学校开展革命活动，组织农民运动。 她亲自接触与培养了邓惠平、徐观蓉等人。 李青林同志接到了外校同学们的响应。 这些线包括万男中学、省职校和省万师等学校，李青林推广了时政杂志《新华日报》和《群众》，并鼓励同学们讨论时事。 她通过和汪燕生、刘培黎、吴承汉等同学的接触，增加了活动的广度。 年底，她为徐观蓉入党做了详细的介绍工作。 在一次谈话中，她简要地回顾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向徐观蓉讲解了党的纲领，领读了入党誓词，并告知她今后将由李青林直接负责她的接头工作。 然而，1948年，重庆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消息传到万县。 李青林召集了党员黄玉清、邓惠平、徐观蓉、贺辉等人，要求大家保持警觉，并为可能的撤退做准备。 在6月，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被捕并叛变，万县党组织的大规模破坏。 李青林当时并不知情，照常前往“表弟”雷震家。 当她得知雷震和江竹筠等人已经被捕后，她没有为自己的安全考虑，立即开始了紧急通知和疏散工作。 李青林首先通过潘先生向贺辉转达销毁文件、撤离的指示，并为徐观蓉送去了关于疫情的警告。 她让徐观蓉暂时转移到乡下。 同时，她迅速联系了其他同志，确保他们能够尽快撤离。 在瓦厂街，她与魏蜀军迅速处理文件，然后赶往德胜镇小学，通知黄玉清撤离。 当时的万县，特务横行。 邓惠平回忆起与李青林的最后一次见面时，当她告知李青林玉清已经被捕，李青林果断安排她迅速撤离，指示她返回故乡武汉。 就在这时，贺辉的伯父急忙传来消息，称有特务正在寻找贺辉。 李青林毫不犹豫地指示贺辉转移，而她自己则准备逃离。 然而，在李青林准备逃向山后密林时，她突然意识到学校里还有一份重要文件未被销毁。 她转身回到学校，却不幸遭遇了特务的埋伏。 被特务带走后，李青林并未屈服。 在一次对质中，李青林因酷刑折磨已经身心受创，但她依然毫不留情地痛斥涂孝文。 这番话深深刺痛了涂孝文。 他决定不再与特务合作。 最终，涂孝文和其他叛徒一同被枪决，临终前他与同伴齐声高唱《国际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