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的一天，杜月笙给梅兰芳打电话要4万大洋。梅兰芳为难地说：“杜老板，你知道我没那么多钱！”杜月生皮笑肉不笑地说：“那我借给你？”梅兰芳一听心想不妙，赶紧放下电话就开始变卖家产…… 在1925年的上海，杜月笙第一次在戏园子里看到孟小冬的身影。台上的孟小冬一身素雅戏服，正唱着《四郎探母》，细腻的唱腔配上灵动的身段，让这位上海滩的大佬一时看得痴了。 这一场戏，让杜月笙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即便之后他娶了名须生姚玉兰为妻，对这个青衫女子的倾慕却从未消退，只是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 就在同一年，孟小冬与梅兰芳的戏剧人生也在舞台上悄然交织。两人合作的《四郎探母》让观众看到了前所未有的默契，他文质彬彬的旦角与她英姿飒爽的小生，在舞台上擦出了意想不到的火花。 从《四郎探母》到《游龙戏凤》，两人的合作越发纯熟。台上是老生与小生的对手戏，台下却渐渐生出了几分情愫。 1927年，戏台上的情意终于延伸到了生活中。孟小冬嫁给了当时已负盛名的梅兰芳，这位被誉为＂梨园第一人＂的名伶。 梅兰芳一直没有给孟小冬一个正式的名分，这成了两人之间最大的心结。 这段关系中的裂痕越来越大。不仅是名分的问题，还有孟小冬因神经病发作引发的一系列事件，都让这段关系变得愈发脆弱。 1931年，这场持续了数年的感情终于走到了尽头。杜月笙适时地站了出来，扮演起了调停人的角色。 1931年的上海，一场关于情与义的谈判正在进行。这场谈判的核心人物是杜月笙、梅兰芳和孟小冬，而谈判的焦点是一个数字：4万大洋。 在这个物价还不算太高的年代，4万大洋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笔钱不仅仅是一个分手费，更像是一个时代里情义的度量衡。 导致这场分手谈判的直接原因是名分之争。 梅兰芳虽然在舞台上风光无限，但在处理私人感情时却显得犹豫不决。 更让事态恶化的是孟小冬的神经病发作。一次意外的刺伤事件，让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变得雪上加霜。 在这个节骨眼上，杜月笙适时地介入了。 谈判的过程并不轻松，各方都有各自的立场和考虑。杜月笙作为中间人，需要平衡各方的利益和情面。 4万大洋这个数字的确定，既要考虑梅兰芳的承受能力，也要顾及孟小冬的面子。这是一个需要精心权衡的数字。 对梅兰芳来说，这笔钱并不容易凑齐。即便他是当时最负盛名的京剧演员，一次性拿出这么多现金也需要变卖一些家产。 而对孟小冬来说，这笔钱的意义早已超出了金钱本身。它更像是一个时代里女性尊严的象征性赔偿。 杜月笙在这场谈判中展现出了高超的调解技巧。他既要维护孟小冬的利益，又不能把梅兰芳逼得太紧。 最终，这场谈判以梅兰芳同意支付4万大洋告终。 表面上看，这是一场简单的分手谈判，实际上却折射出了那个时代里人情世故的复杂。每个人都在其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在这场谈判结束后，没有人会想到，这仅仅是整个故事的一个转折点。更大的风波还在后面等着他们。 1933年的一个秋日，天津《大公报》的头版上连续三天刊登着一则＂紧要启事＂。这则启事的发布者是孟小冬，内容是与梅兰芳彻底划清界限。 这个举动在当时的上海滩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随后，杜月笙开始了对梅兰芳的一系列打击报复行动。 首先是上海的各大报馆，突然之间对梅兰芳的演出消息集体沉默。这背后是杜月笙暗中与报社打过招呼的结果。 接着在梅兰芳的演出现场，总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这些起哄捣乱的人，显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 这一系列打击让梅兰芳在上海的处境变得异常艰难。连续几场演出的票房惨淡，让这位京剧名伶陷入了经济困境。 最终，梅兰芳不得不典当自己的戏服行头，才凑够了返回北平的路费。这段经历，成为了他艺术生涯中的一个低谷。 然而，在这场情义纷争之外，这几位主角在面对国家民族大义时，却都展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品格。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以重金邀请梅兰芳为伪满洲国献艺。 面对这个诱惑，梅兰芳态度坚决。即便对方搬出了梅府三代受清朝恩典的旧事，他依然毫不动摇地拒绝了。 杜月笙在晚年也展现出了重义轻利的一面。1950年，他不顾家人反对，坚持与孟小冬补办了婚礼。 在临终前，杜月笙做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他命人将多年来收集的所有欠条全部烧掉，其中不乏数额巨大的借据。 孟小冬在后来的岁月里，也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重义。在香港期间，她与京剧名票孙养农合作出版了一本关于余叔岩的书籍。 这本书在香港市场上十分畅销，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但孟小冬却将全部稿费和版税都给了当时经济困难的孙养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