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外出打牌，突然全身燥热，坐立不安，她心中有不好的预感。于是，赶忙回家。不料，刚踏进家门，就听到房内传来声音，跑进屋一看，姚玉兰哭成了泪人。 1965年的台北，街道上人来人往，一片繁华景象。这一年的台北，正处在经济腾飞的关键时期。 街道拐角处的一座宅院里，杜月笙的四太太姚玉兰正在和几位老友打麻将。年过半百的姚玉兰，穿着一身蓝白色旗袍，端坐在麻将桌前。 突然间，姚玉兰感到一阵心慌，右眼皮不停地跳动。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说法，右眼跳灾左眼跳财。 姚玉兰放下手中的麻将，匆匆向牌友告别。从宅院到家，不过十分钟的路程，这一路上她的心始终无法平静。 1951年，也是这样一个寻常的下午，她接到了杜月笙去世的消息。那一天，整个上海滩都为之震动。 杜月笙的离世，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更是杜家命运的转折点。这位叱咤风云的上海滩大亨，留给后人的财产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多。 在清点财产后，人们发现杜月笙仅留下了11万美金。这笔钱在当时虽然不算小数目，但要分给众多家眷，却显得捉襟见肘。 财产分配的过程并不平静。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多，但最终还是按照杜月笙生前的意愿进行了分配。 从那以后，杜家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经那些对杜家趋之若鹜的人们，一个个都悄然远去。 杜月笙不仅在青帮中位居要职，更是与国民党高层有着密切往来。这种显赫的地位，让杜家在上海滩几乎无人敢惹。 但如今的杜家，早已不复往日荣光。姚玉兰和子女们搬到台北后，生活变得平淡而普通。 那些曾经对杜家毕恭毕敬的人，现在连一个客套的问候都吝啬。这种巨大的落差，对杜家每个人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特别是对年仅十五岁的杜维嵩来说，这种转变更是难以接受。他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些曾经对他百依百顺的人，现在会对他视而不见。 回望杜维嵩的成长历程，他从小就是在众星捧月中长大的。在杜月笙众多子女中，他作为最小的儿子，享受着格外的宠爱。 在这种娇惯下，杜维嵩从不需要为任何事情操心。其他子女在学业上受到严格要求时，他却可以随心所欲。 杜月笙对其他子女的教育向来严苛，曾经因为长子杜维藩逃课，当场就给了两记耳光。次女杜美霞因为考试不及格，也曾挨过父亲的鞭子。 但对杜维嵩，这位在上海滩令人闻风丧胆的大亨却显得格外温和。任何可能让杜维嵩感到不快的事情，都会被父母第一时间化解。 这种教育方式造就了一个与现实脱节的少年。在他的世界里，所有人都要顺着他，所有困难都会有人替他解决。 更让杜维嵩难以接受的是，那些往日里对他毕恭毕敬的外人，态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这些变化，他完全无法应对。 在同一时期，杜维嵩的兄弟姐妹们却表现出了惊人的适应能力。他们很快就认识到了现实的残酷，并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 长兄杜维善主动提出要去国外深造，为将来谋生做准备。这种积极进取的态度，与杜维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两姐姐杜美如和杜美霞也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出路。她们深知，没有了父亲的庇护，唯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在这个世界立足。 而杜维嵩却始终沉浸在过去的荣光中，无法面对现实的挑战。每一次碰壁，都让他更加消沉。 这种无法适应社会的状态，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一件小小的钱包被盗事件，就足以让他陷入极度的绝望。 在杜家子女中，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清晰可见。以杜维善为代表的奋斗派，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新时代中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天地。 杜维善选择远赴澳大利亚深造，学习地质学专业。回到台湾后，他在一家大型石油公司担任地质师，事业蒸蒸日上。 后来，杜维善还成为了一位享誉国际的收藏家。他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价值18亿的古钱币，获得了上海市白玉兰奖的殊荣。 杜美如则和丈夫一起远赴约旦，担任外交官。在异国他乡，她不仅适应了新环境，还开办了一家极具特色的餐馆。 杜美霞继承了义母孟小冬的衣钵，在京剧艺术领域有着突出贡献。她长期担任＂孟小冬女士国剧奖学基金会＂董事长，为京剧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 然而，杜维嵩的人生却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始终无法走出父亲庇护的阴影，也无法适应时代的变迁。 这种巨大的反差，不仅体现在生活态度上，更反映了教育方式对一个人命运的深远影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旧式家族的转型迫在眉睫。 那些能够及时调整心态，主动适应新环境的人，最终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而那些沉浸在过去荣光中无法自拔的人，却逐渐被时代所淘汰。 1965年，29岁的杜维嵩因为钱包被盗这样的小事，选择了服用安眠药结束生命。这种结局，与其父亲杜月笙一生的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姚玉兰在台北市崇德公墓为儿子买了一块不起眼的墓地。这个只有三四平方米大小的墓地上，只刻着简单的几行字。 墓碑上写着：＂亡男杜维嵩（名瀚之）之墓、母杜姚谷香立＂。这个简单的墓志铭，见证着这个家族兴衰变迁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