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 年，我国从苏联引进了 20 克极为珍贵的蛔蒿种子，并将其均分为 4 份，分别送至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这四个国营农场展开试种工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人们多依赖生水，容易感染蛔虫。 一旦感染，蛔虫迅速繁殖，导致肚子疼、营养不良等问题。 排便时，蛔虫有时会自行从肛门部分露出。 中国并没有有效的药物来治疗蛔虫病，依赖进口药物，但价格昂贵。 1952年，苏联提供了20克蛔蒿种子。 蛔蒿是生长在北极圈的耐寒植物，种子被送往四个不同的国营农场试种，其中潍坊农场最终成功种植。 农场对外宣称种植的是“一号除虫菊”。 中国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蛔蒿种植基地。 研人员将蛔蒿提取物制成糖果形状。 宝塔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驱邪避凶，因此命名为宝塔糖。 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撤走了技术人员和设备。 1964年，潍坊遭遇了异常天气，蛔蒿绝。 随着改革开放，卫生条件得到改善，蛔虫病的发病率逐渐降低。 新型驱虫药的出现，逐渐替代了宝塔糖。 1982年，卫生部门决定淘汰包括宝塔糖在内的一批过时药品。 与宝塔糖相比，脊灰糖丸更加成功。 1950年代末期，脊髓灰质炎在中国蔓延。 一旦感染，孩子可能一生瘫痪，甚至死于呼吸衰竭。 当时，控制该疾病的唯一方法便是通过疫苗接种。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疫苗的研发远未成熟。 1957年，顾方舟刚从苏联获得副博士学位并回国不久，便接到任务控制脊髓灰质炎疫情。 当时，上海地区的疫情十分严重。 卫生部要求顾方舟暂时放下乙型脑炎的研究。 顾方舟开始带领实验团队进行病毒的分离与定型工作。 顾方舟团队通过收集并分析大量的临床病例标本，最终成功分离出了140株脊灰病毒，并确定了以I型为主的病毒种类。 1959年，顾方舟带领团队赴苏联学习脊灰死疫苗的生产技术。 死疫苗虽然能够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但其生产过程复杂且成本昂贵。 顾方舟始寻找新的疫苗技术。 他从一位老同学那里得知，美国的研究团队已经在研究减毒活疫苗。 减毒疫苗技术能够有效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且其生产成本较低。 在一次国际“脊灰”疫苗学术会议上，顾方舟代表中国参会。 这次会议汇聚了来自全球的顶尖学者。 会上，关于使用死疫苗与活疫苗的争论达到了高潮。 死疫苗的支持者主张其安全性高，认为活疫苗的毒性可能存在反向激活的风险。 两派各执己见，争论无法达成一致。 回国后，顾方舟决定选择活疫苗的技术路线。 1959年，中国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大规模使用小儿麻痹活疫苗的计划草案。 顾方舟与他的团队随后全力投入到活疫苗的研究与生产工作中。 1960年，在医学科学院、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等单位的协作下，顾方舟领导的团队终于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脊灰”活疫苗。 这一批疫苗总量达500万人份，但在正式使用前，需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检定程序。 顾方舟设定了包括病毒含量检定和杂菌检测等近20个检验项目。 疫苗的检定工作最终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 顾方舟决定让自己的孩子也参与其中。 他认为作为团队的领导者，有责任以身作则。 于是，顾方舟带着他不到一岁的孩子参加了第一期临床试验。 与此同时，其他团队成员也自愿将自己的孩子参与进来。 第一期临床试验开始后，所有参与的孩子都表现得健康无恙，没有出现发烧或其他不良反应。 试验结果顺利通过，顾方舟将这一成果向卫生部汇报。 第二期临床试验也在顺利进行，更多的孩子加入了试验，结果依旧是安全有效。 第三期需要覆盖更大范围的儿童，涉及到北京等11个城市。 通过流行季节的监测和数据统计，最终验证了疫苗的有效性。 糖丸疫苗在北京、上海和云南的315万人群体中显示出了显著的流行病学效果。 尤其是在上海，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显著降低。 1963年底糖丸疫苗开始向全国推广。 至1964年，国家决定将年产量提升至6000万人份。 从1964年起，糖丸疫苗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逐步覆盖到中小城市和乡村。 1985年，三价糖丸疫苗问世。 参考文献：[1]骆跃,冯燕.脊灰糖丸强化免疫模式转变调查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12,9(5):88-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