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天上人间”包房里，宋老六拄着司玲的下巴说道：灵儿，下月我公司开业，能否赏脸一起剪个彩？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像开了挂一样往前冲，北京城里冒出了一拨新富阶层。这些人手里有了钱，眼睛就瞄上了更高调的生活方式。夜总会成了他们的主场，既能享受，又能显摆。而“天上人间”这地方，硬是靠着高端服务和独特套路，成了北京夜生活的顶流。 它最早1990年开张，地点在长城饭店西边的福楼，创始人是个台湾商人。那时候，它还只是个高档餐馆，主打特色表演，比如会唱京剧或者跳芭蕾的女子陪客人吃饭。这种新鲜玩法一下子就吸引了有钱人。后来，1995年，覃辉接手后，把它改成了顶级夜总会，还注册了商标。他搞了个“陪侍小姐”服务，这些女的不光长得好看，还有点文化，能跟客人聊得开。这套路正中富豪们的心思，既满足了享受，也满足了面子，“天上人间”就这样成了财富和权势的代名词。 宋老六，真名叫宋志强，辽宁丹东人，家里本来就是普通工人。80年代末，市场经济刚起步，他瞅准机会干起了倒卖紧俏物资的买卖。那年头，只要胆子大，路子野，钱来得快。他靠着这股劲儿赚了第一桶金，后来又转战房地产，在丹东混得风生水起。不过，他的名声不咋干净，有人说他行贿官员，有人说他强拆民房，反正争议没少过。但宋老六不在乎，他行事风格就是大胆，手笔就是大，只要能达到目的，花多少钱都舍得。 到90年代末，他已经不是小打小闹的商人了，生意越做越大，眼界也放到了北京。他常跑娱乐场所，结交各路人马，目的很明确：用钱砸开更大的门路。1999年这次来“天上人间”，就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 司玲，原名李玲，北京人，家里以前还算有点名气，搞艺术的。她小时候学过舞蹈，本来想当艺术家，但90年代初家里落魄了，梦想也泡了汤。为了生计，她进了夜场。凭着天生的好模样和后天练出来的气质，司玲很快在“天上人间”站住了脚，成了四大“花魁”之一。 她在夜场里不光靠脸吃饭，还靠脑子。她跟客人相处很有一套，能聊艺术，能谈生意，哄得客户舒舒服服。她不是那种单纯被摆布的角色，反而在夜总会里有了自己的地位。客户找她，不光是为了消遣，更是为了那种“高级感”。司玲很清楚自己的价值，也懂得怎么在这行里保护自己。 1999年，宋老六带着一帮保镖走进了“天上人间”，目标直指司玲。他有个新公司要开业，想请司玲去剪彩撑场面。对他来说，这不光是请个人那么简单，更是展示自己实力的一次机会。一个“花魁”站台，能让他的生意在圈子里多几分谈资。 在包房里，宋老六提出了邀请，许诺给100万作为酬劳。司玲没马上答应，她很懂得拿捏分寸，表示得先看到诚意。宋老六也不是省油的灯，当场让保镖打开保险箱，亮出了30万现金做订金。这招既是试探，也是炫耀。司玲最终点了头，交易就这么敲定了。 这事儿表面上是宋老六花钱请人，实际上是场财富和地位的较量。宋老六用钱砸出了自己的派头，司玲则借机巩固了自己在夜场的影响力。在“天上人间”这种地方，花魁不是随便就能使唤的，她们的身价和地位，某种程度上跟客户的财力挂钩。宋老六肯出100万，说明他明白这个道理，也愿意为面子买单。 这交易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90年代末，经济起来了，但规则还没完全跟上，有钱人靠砸钱解决问题成了常态。夜总会成了这种风气的放大镜，财富、权力、欲望，全都搅在一起。 1999年11月，宋老六的公司开业典礼在丹东办得挺热闹，司玲去了，场面果然增色不少。可惜，宋老六的好日子没持续多久。没过几年，他的公司因为违规操作被查，他自己也因为经济问题被抓。法庭上，他被判了15年，2018年在监狱里生病去世了。 司玲呢，参加完那次典礼后，又在“天上人间”干了几年。2005年，她退出夜场，开了个艺术培训机构，日子过得低调平淡。2020年，她因病去世，55岁。“天上人间”也在2010年因为违法经营被关停，从此结束了它的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