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已经解放，刚刚“投诚”的国民党上海财政局局长汪维恒，走进解放军上海军管会代表顾准的办公室，当汪维恒说自己是1924年入党的地下党员时，顾准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立刻站了起来，呆呆地看着汪维恒，赶紧拿起了手边的电话。 1949年5月，解放军三野部队，在陈毅和粟裕的领导下，跨过长江，挺进了国民党重兵把守的上海。这场上海战役，经过激烈的16天战斗，最终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告终。上海的成功解放，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一次决定性胜利。 在上海被解放的那一天，即5月27日，解放军迅速开始接管城市的重要职能，特别是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建。解放军军管会代表，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上海市财政局局长的顾准等人，接见了国民党时期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及银行董事长。 交接过程中，一位少将突然提出与顾准进行私下交谈。顾准最初感到意外，但最终决定接受这一请求。在办公室的私密空间中，少将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他原来是中共的地下党员，早在1924年就已加入，当时的共产党还处在地下活动的艰难阶段。这位少将实际上是汪维恒，一名潜伏了21年的红色特工。 顾准震惊之余，拨通了新任副市长潘汉年的电话进行确认，结果证实了汪的身份和背景。此时的顾准激动得几乎找不到合适的言辞来表达他的情感。他握住汪维恒的手，反复说道：“太好了!太好了!”这份喜悦不仅因为发现了一位老党员的归来，更因为汪维恒带来了重要的军事和近期情报。 1949年8月，上海局势稳定后，汪维恒被正式任命为上海市地政局局长，他多年的潜伏身份也随之公开。从一个浙江地主家庭出生，经历家道中落，自幼接受教育，历经军校学习和潜伏生活，汪维恒的一生充满了波折和传奇。 在1924年的中国，政治风云变幻。张秋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见到了与自己抱有共同理想的汪维恒。两人在数次的讨论中彼此认同，张秋人逐渐向汪维恒传递共产党的革命思想。这一年，通过张秋人的引荐，汪维恒正式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宁波地区最早的四位党员之一。 1926年，随着浙军响应广州国民政府的起义号召并遭到北洋军阀的击败，他为保护自己的安全，选择退出浙军，回到诸暨老家暂时隐蔽起来。这期间，他收到了组织的新命令，要求他在整顿国民党党务之际，秘密发展共产党组织。然而，这个计划很快受到了挫折，因为1927年蒋介石在利益驱动下发动清党，导致共产党员遭受大规模的清洗。汪维恒所在的浙江地区亦未能幸免。 汪维恒于是被调任为中共诸暨县县委组织部长，在一所小学担任教师的身份掩护下开展地下工作。尽管如此，准备过程中出现的意外使得党组织人员面临暴露的风险，诸暨县委不得不终止武装暴动计划，令参与人员迅速逃离。 面对困境，汪维恒与诸暨县县委书记达成一致，决定在此时机打入国民党内部，以便更好地隐藏自己。1928年，他来到南京，并与曾在军需军官学校时期的老熟人，时任国民党中央军校经理处长的陈良重逢。陈良的欣赏和信任使汪维恒得以进入国民党军需署学习，这段经历被外界视为“镀金”，而学习结束后，他被提拔为少校军需科长。 汪维恒逐渐在国民党内部站稳了脚跟，成为胡宗南的心腹军需官。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不仅随胡宗南在河南、山西转战，还负责建立军队后勤补给基地。尽管成功潜伏下来，但由于党组织破坏严重，他长时间未能与组织取得联系。不过，他始终在等待组织的召唤，并暗中帮助了许多地下党员。 直到1938年，汪维恒终于等来了组织的联系，中共谍报机关的负责人找到了他，重新建立了联系。此后，他开始向上级输送情报，为党的工作提供了便利。到了1943年，当日军已经逐渐疲弱之际，蒋介石为了抑制共产党的壮大，命令胡宗南秘密袭击陕甘宁根据地。汪维恒这时作为西北军需局局长，发现了这一行动的险恶用心。他立刻找到机会前往重庆与共产党员钱之光取得联系，并通过钱之光的安排见到了周恩来，向其汇报了情况。 在担任财政局局长期间，汪维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上海的经济资源，防止资金外流，为后续的战后重建积蓄力量。他的这些措施不仅保证了上海在战后能迅速恢复和发展，也确保了解放后政府的财政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