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胡适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郭沫若说胡适是“资产阶级买办的第一代言人”。

鲁迅说胡适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郭沫若说胡适是“资产阶级买办的第一代言人”。同时代的很多文人，都认为胡适是帝国主义奴化思维的传播者，眼中只有个人没有国家，将国民搞成一盘散沙。 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界，许多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由于出版界的保守态度和名人垄断现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1917年，年轻的郭沫若从日本归来，满怀希望地将自己翻译的《太戈儿诗选》寄给商务印书馆，却遭到了拒绝。不久后的1918年，他又尝试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骷髅》投稿给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结果同样被冷漠地回绝。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在郁达夫身上，他的作品《银灰色的死》在编辑部搁置了长达半年才勉强得以发表。 1921年，胡适被邀请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他的到来受到了商务印书馆的高度重视，几乎是倾巢出动来迎接。虽然胡适本人推辞了馆长职位，推荐王云五接替，但他的影响力在文坛依旧巨大。 郭沫若和胡适之间的个人关系并不融洽。两人在1921年的两次饭局上相遇，互相留下了不佳的印象。胡适对郭沫若的新诗才气有所认可，但批评其思想不清晰，技巧欠佳。 1922年，他们创办了《创造季刊》，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打破旧有的文学界局限。郭沫若在《海外飞鸿》一文中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中国的批评家，指责其小人之心和政客行径。 1923年，郭沫若从日本医科大学归来，试图在商务印书馆找到一席之地，却未能如愿。尽管如此，他与商务印书馆的一位编辑部主任，也是他的同学，进行了谈判，后者向他提出了写作和翻译的报酬。然而，郭沫若对提供的报酬表示不满，认为与胡适等人相比，自己的待遇过低。 20世纪初的中国文坛上，创造社以其激进的思想和锐利的文风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成立初期，这群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虽然充满热情和创新精神，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常显得手忙脚乱。1922年，由于时间紧迫，加之主要编辑郁达夫需要返回日本参加毕业考试，未能亲自校对《创造》期刊。结果，该期刊误字多达两千个以上，创下了难以打破的纪录。 创造社的言论常常激烈，他们的发刊词和文章直言不讳，不惜与当时的文学权威如胡适及其领导的文学研究会和新月派发生激烈的论战。尤其是在1922年，郁达夫发表了《夕阳楼日记》，文章中虽然提及余家菊的翻译水平不高，但实际上是借此机会间接批评胡适在1919年邀请杜威来华讲学时的翻译工作。郁达夫的尖锐批评引发了胡适的强烈不满，后者迅速反击，发表《骂人》一文，指责郁达夫的翻译错误百出。 事件的发酵不仅限于两人之间，郁达夫不久后写信给当时在日本的郭沫若，将胡适的批评文章寄去给他。郭沫若经过仔细研究英文原文后，支持郁达夫的观点，并再次批评胡适的翻译几乎每句都是错误，甚至完全不通。胡适对此极为愤怒，他回应称：“一班不通英文的人来和我讨论译书，我没有闲工夫来答辩这种强不知以为知的评论。”对此，郭沫若不甘示弱，强烈反击称胡适虽然英文流利，但并不代表他有权垄断所有英文翻译的标准。 这场论战不仅限于文章的互相指责，郭沫若与郁达夫还在其后的文学作品中继续讽刺胡适。例如，郭沫若在《卓文君》中，郁达夫在《采石矶》中，均用胡适的话语来刻画其形象，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1923年5月1日的《创造周报》首期中，他发表了《诗之防御战》，认为真正的诗歌应当是内容丰富且情感纯洁的结合，而当时的诗坛充斥着胡适等人的“野草”式诗作。成仿吾严厉批评胡适的《尝试集》，将其描述为文字游戏，缺乏深度和情感，如同街头的猜谜歌，质疑这样的作品怎能称之为诗。 20世纪初的中国文坛，胡适与创造社的郭沫若和郁达夫等人之间的争论曾引起广泛关注。胡适的主张和批评经常成为争议的焦点。1923年，这场围绕文学观点和翻译质量的争论达到顶峰。 胡适因其对郭沫若和郁达夫英文翻译水平的批评而遭到了创造社成员的集中火力反击。面对这样猛烈的反响，胡适选择了主动示弱，致信郭沫若和郁达夫，表达了对两人文学成就的敬意，同时对自己的批评进行了解释和道歉。 在郭沫若的回信中，他提到了通过德行和理性来影响他人的重要性，并表达了维护友谊的愿望。 胡适在收到回信后，亲自前往重庆民厚南里拜访郭沫若和郁达夫，此举意在彻底化解双方的误会和紧张关系。郭沫若对胡适的到访表示了欢迎，两人的会晤帮助双方恢复了友谊。此后，郭沫若、郁达夫和成仿吾三人也回访了胡适。 然而，尽管在20年代的这场争论中双方似乎达成了和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适和郭沫若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差异逐渐加深。郭沫若的转向马克思主义，与胡适的思想趋向更加明显的自由主义分歧，使得二人的关系再次出现裂痕。 1929年，胡适在其文章中列举了中国面临的五大“仇敌”，而郭沫若则批评胡适忽视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等因素，甚至直言胡适是问题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