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如何失去世界制造业强国地位的 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约35%的私营部门工作岗位来自制造业。如今，美国拥有1280万个制造业岗位，占私营部门就业岗位的9.4%。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推出的全面关税政策是为了将制造业带回美国。经济学家对关税是否真能实现这一目标持怀疑态度，并担心其带来的损害将超过任何潜在的好处。 ● 服务业接管方向盘 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开始下滑。部分原因只是因为美国人变得更富裕，消费支出更多地转向了服务，如旅行、餐馆和医疗。赫尔珀解释说：“你变得更富了，买的车也就够用了，然后你开始消费服务了。” 就业趋势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服务行业雇主工作，比如酒店、银行、律师事务所和医院。虽然经济有起有落，有衰退也有复苏，但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制造业就业总体上保持平稳，而服务业的岗位则不断增长。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购买的许多非耐用品（如服装）开始发生制造地点的转移。许多生产活动迁移到了美国南部各州，因为那里的劳动成本更低。 与此同时，拉美和亚洲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地区开始大规模制造非耐用品。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从这些地区进口商品。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趋势也延伸到了轻型耐用品，如搅拌机。 ● 中国冲击 到了1980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美国的非耐用品制造商在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竞争时变得越来越困难。这种趋势在1990年代加剧，部分原因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降低了墨西哥商品的关税。 与此同时，随着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本国的钢铁产业，美国钢铁制造商也面临工作岗位流失问题，全球钢铁产能过剩。W.E. Upjohn 就业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苏珊·豪斯曼（Susan Houseman）指出了这一点。 然而，1980年代和1990年代发生的事情远不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的影响。2001年，中国对外资开放，获得了全球市场的准入权。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说：“突然之间，我们面对一个拥有庞大生产能力且工资水平很低的国家，这是一个重大转折点。” 美国曾面临过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竞争，但从未遇到过一个人口远超自己的国家。而且中国的崛起速度远快于日本等国。1999年，中国商品出口额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还不及瑞典；而到2008年，中国就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 尤其是家具和小型家电等低技术产品的制造商受到严重打击。汉森与大卫·奥托（David Autor）和大卫·多恩（David Dorn）一起记录了廉价中国商品涌入如何冲击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的制造业社区，损害了当地工人。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为“中国冲击（China Shock）”，这一名称沿用至今。 ● 现在所处的位置 随着中国制造越来越多的产品，美国在服务业领域变得愈发擅长。其中许多服务无法全球贸易：比如住在伦敦的人很难去圣地亚哥看牙。但有些服务，比如软件和其他知识产权项目，是可以出口的。以广告服务为例，美国在2023年出口了240亿美元的相关服务。 如今，美国每年的服务出口超过1万亿美元，远超其他国家。此外，由于许多企业为了税务目的将**知识产权（如专利和商标）**的所有权转移到海外，美国的服务出口实际上还被低估了。例如爱尔兰就是这些权利的主要流向国之一，它因此被统计为全球第四大服务出口国。 在一项新研究中，汉森和恩里科·莫雷蒂（Enrico Moretti）发现，在1980年，制造业在美国高薪职业中所占比例为39%（在调整教育等因素后）。而到2021年，这一比例下降至20%。与此同时，金融、专业服务和法律行业的高薪岗位占比从8%上升到26%。 ● 制造业能回来吗？ 几百年来，经济学家群体一直反对广泛使用关税政策，现在这种态度仍未改变。在他们看来，消费者和企业为关税付出的更高价格将削弱他们在其他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能力——包括那些在美国本土生产的产品。这种影响将抵消国内生产和政府收入增加所带来的任何益处。换句话说，虽然某些制造商可能受益，但大多数美国人将因此受损。 汉森指出，即便制造业岗位增长30%，制造业在私营就业中的占比也只会上升至约12%，远低于其历史峰值。 Upjohn研究所的豪斯曼指出，制造业工作在创造其他类型工作方面的能力是独一无二的。而她也是越来越多经济学家中的一员，他们主张美国应当投资于在本土制造更多关键产品，尽管这会带来一定代价——但这种策略应更具针对性，而不是靠大范围的关税来实现。 她说，增加高科技产品（如半导体）的本土生产就是一个例子，这不仅能创造就业，还出于经济与军事安全的考量。而对于很多廉价商品而言，这种逻辑就不成立了。 豪斯曼说：“我们真的要自己再生产T恤衫吗？这有多重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