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我军进行军阶鉴定，1位大军区后勤部长被评为正师级。后勤部长认为“级别评高了”，专门给上级写信，请求降低自己的级别。组织经过综合考量，回复：“正师级太低，应该评为准军级。” 1926年，江西莲花县的农民协会迎来了一位年轻的成员，他就是21岁的甘祖昌。在农民协会工作一年后，甘祖昌做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继续革命事业，甘祖昌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工农红军。在工农红军时期，他从一名普通战士开始，一步步成长为湘赣军区红军兵工厂的副科长。 红军时期的后勤工作极其艰难，物资匮乏是常态。在兵工厂工作期间，甘祖昌带领战士们就地取材，自己制作武器弹药，解决了前线作战的燃眉之急。 抗日战争爆发后，甘祖昌被调往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供给部工作。在敌后战场上，他负责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带领后勤人员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了一个个军需供应点。 在晋绥根据地，甘祖昌发动群众建立了一批被服厂和军需加工厂。这些工厂不仅为部队提供了军需物资，也为当地百姓提供了就业机会，成为军民鱼水情的见证。 解放战争期间，甘祖昌担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后勤部部长。在西北荒原上，他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运输保障工作，确保了千里奔袭的后勤供应。 在陕北地区，甘祖昌创新性地建立了＂以工代赈＂的后勤保障模式。他组织当地群众参与军需物资生产，既解决了部队需求，又帮助群众渡过了难关。 在进军大西北的战役中，甘祖昌负责第一野战军二军的后勤保障工作。面对复杂的地形和恶劣的天气，他带领后勤部队开辟了多条补给线，保证了大军团作战的需要。 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甘祖昌始终坚持一个理念：后勤工作必须立足实际，依靠群众。这个理念帮助他一次次解决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49年，第一野战军接到了进军新疆的命令。作为一兵团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面临着一个重大难题：如何解决十万大军的给养问题。 在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运输条件十分落后，从内地运送物资几乎不可能。甘祖昌立即组织后勤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骑着马深入新疆各地进行实地调查。 后勤人员走遍了每一个角落。通过细致的调查，他们发现了一个重要信息：新疆连续三年丰收，但当地牧民的生活却很困难。 问题的根源在于当时的市场环境。国民党政府不收购牧民的羊毛，导致牧民无法获得必需的生活用品，如盐和茶叶。大量的粮食被储存在地窖中，无法流通。 甘祖昌提出了一个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与苏联大使馆协商合作，用新疆牧民的羊毛换取日用品。这个方案不仅能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还能帮助牧民改善生活。 经过多方努力，这个方案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苏联同意先提供一批茶叶、盐和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用羊毛进行后期支付。 后勤部门随即展开行动，分成多个小组深入各个牧区。他们用公平的价格收购羊毛，用银元、人民币和日用品与牧民进行交易。 这种交易方式受到了牧民的欢迎。因为在相同数量的羊毛下，他们能够换取比以前多一倍甚至两倍的生活物资。牧民们纷纷拿出储存的粮食，换取自己需要的物品。 这个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产生了双赢的效果。军队解决了给养问题，牧民改善了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增进了军民之间的感情。 这种以物换物的交易方式，很快在新疆各地推广开来。它不仅解决了军队的后勤保障问题，还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1954年，全军开展军阶鉴定工作。新疆军区的同志们一致推荐甘祖昌为正师级，这个提议得到了广泛支持。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甘祖昌立即给组织写信，表示自己的贡献不够，请求降低军衔级别。组织部门对甘祖昌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审核，最终得出结论：正师级太低，应该评为准军级。 1955年，在庄严的授衔仪式上，甘祖昌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等重要奖励。这些荣誉是对他多年来工作的肯定。 然而，甘祖昌始终把自己与为革命牺牲的战友相比较。每当回忆起那些在战争年代牺牲的同志，他总是认为自己的贡献太小。 1952年，甘祖昌因一次意外受伤，导致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这个伤势影响了他的工作，但他从未因此懈怠。 1957年，他再次向组织提出申请，请求回到江西农村工作。这一次，他的请求得到了总政治部的批准。 回到家乡后，甘祖昌完全融入了农村生活。他拒绝了民政部门提供的特殊待遇，选择和普通农民一起生活。 在农村的二十九年里，甘祖昌始终保持着革命军人的本色。他将每月领到的工资大部分用于支持家乡建设，为乡亲们排忧解难。 从现有记录来看，他为家乡建设捐献的现金就超过了八万五千元，占他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这还不包括他私下帮助乡亲们的那些支出。 在甘祖昌居住的普通农舍里，除了三枚勋章和一些革命文物外，几乎没有什么贵重物品。他用实际行动展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质朴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