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8年8月，称帝不久的吴三桂在衡州病死，他的孙子吴世璠继承了皇位。吴世璠虽然只有十几岁，但是，毕竟出自将门，倒也没有给吴三桂丢脸。 在清朝初期动荡的年代里，吴三桂家族作为明朝的将门世家，拥有着显赫的地位。吴世璠作为吴三桂的嫡孙，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家族环境中。 在康熙帝颁布撤藩令之前，吴世璠一直跟随父亲吴应熊生活在北京。吴三桂起兵前夕，派人前往清朝都城接回吴应熊，但吴应熊选择留在北京，只让使者带走了年幼的吴世璠。 1674年5月18日，康熙帝下令处死了吴应熊和他的次子吴世琳，而此时的吴世璠已经安全抵达云南。 吴三桂对这个长孙寄予厚望，亲自参与安排其教育事宜。在他的规划下，吴世璠不仅学习了兵法谋略，还研习了诗书典籍。 1678年，当吴三桂在衡阳称帝时，他立即册封吴世璠为皇太孙。 在册封大典上，吴三桂为吴世璠挑选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大臣作为辅佐力量。其中包括后来成为重要谋士的方光琛和郭壮图。 然而，这些大臣之间的权力争斗，最终影响了吴周政权的稳定。 吴三桂还特别安排了一批老将作为吴世璠的军事顾问。这些将领大多是跟随吴三桂多年的老臣，对家族极为忠诚。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吴三桂为吴世璠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继承体系。 作为一个尚未成年的继承人，吴世璠获得了远超同龄人的政治历练机会。在吴三桂的安排下，他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军政决策。 不过，这种仓促的政治培养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部分大臣对这个年幼继承人的能力存有疑虑。 吴三桂临终前，对朝中重臣反复叮嘱，要求他们辅佐吴世璠。然而，当时的形势已经不容乐观，清军的压力日益增大。 吴三桂在衡州病逝后，吴世璠并未前往衡州继位，而是选择在贵阳即位。 在当时的形势下，衡州已经岌岌可危，清军随时可能发起进攻。贵阳的地理位置相对安全，便于统筹云贵地区的军政大权。 吴世璠登基后，将第二年定为洪化元年，这是一个极具政治意义的举动。＂洪化＂二字既表达了恢复明朝统治的愿望，也体现了对祖父吴三桂政治理念的继承。 他追封吴三桂为＂太祖高皇帝＂，将被康熙处死的父亲吴应熊追封为＂孝恭皇帝＂。 在朝廷人事安排上，吴世璠与岳父郭壮图结成了紧密的政治联盟。郭壮图的女儿被立为皇后，这让郭壮图在朝中的地位更加稳固。 方光琛和郭壮图成为吴世璠的主要谋士，他们在军政大事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两位大臣的能力和忠诚，为年幼的吴世璠提供了有力支持。 然而，叔叔吴应期的存在给这个年轻的政权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吴应期虽然被封为楚王，但他对朝廷的实际控制力却在不断减弱。 新政权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朝臣不归的问题。吴世璠即位后曾召集曹申吉等顾命大臣赴云南，但除曹申吉外，其他大臣都以各种理由推诿。 许多原本追随吴三桂的大臣，对这个年幼皇帝领导的政权缺乏信心。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郭壮图开始逐步加强对朝廷的控制。他一方面扶持忠于吴世璠的将领，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可能威胁政权的势力。 在军事指挥权的分配上，吴世璠采取了比较谨慎的策略。他将主要将领分散到各个战区，避免军权过度集中。 这个时期的吴周朝廷，实际上形成了以郭壮图为首的外戚专权格局。但这种格局在当时的形势下，反而维持了政权的相对稳定。 随着战事的推进，一些原本效忠吴三桂的将领开始动摇。吴世璠和郭壮图不得不经常调整军事部署，以应对各种可能的背叛。 在政务处理上，吴世璠虽然年幼，但表现出了超出年龄的老练。他能够在郭壮图等大臣的辅佐下，对重要军政决策作出判断。 康熙二十年，清军主帅赵良栋、彰泰、赖塔分别率领大军从四川、贵州、广西三个方向向云南进发。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围剿行动，目标直指吴周政权的最后根据地。 面对清军的进攻，吴世璠采取了积极的防御策略。他命令夏国相、胡国柱、马宝等将领分别在各个要塞据守，试图阻止清军的推进。 在战事最紧张的时期，吴世璠亲自坐镇五华山指挥防御。五华山是昆明的重要屏障，在军事战略上具有特殊地位。 清军包围昆明后，双方陷入了持久的对峙。吴世璠和他的将领们组织了多次反击，但都未能打破清军的包围圈。 随着战事的发展，清军的优势逐渐显现。清军不仅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其补给线也比吴军更加稳固。 1681年10月，情势开始急转直下。吴军将领余从龙、吴成鳌暗中向清军投降，并详细报告了城内的虚实。 清军统帅掌握了这些情报后，立即加强了攻势。他们一面派人劝降，一面在军事上施加更大压力。 面对投降的劝说，吴世璠始终保持坚定的立场。 在得知部分将领准备献城时，吴世璠做出了最后的抉择。1681年10月28日，这位年仅十六岁的少年皇帝选择了自尽。 皇后郭氏和宫中上百人随之殉难。这场悲壮的集体殉国，成为三藩之乱中最为人瞩目的历史场景之一。 次日，昆明城门被打开，清军入城。吴世璠等人的首级被解送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