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重拳重构国家利益边界，俄首任外长被定性“外国特工”

4月11日，俄罗斯的首任外交部长科济列夫，被俄司法部列入“外国特工”名录。作为一名从1974年就开始在苏联外交部工作的老外交人员，他不仅亲眼见证并参与了苏联的解体，而且，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全盘倒向西方的过程，执掌俄外交部门的他，绝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仅留下了一些历史性的笑话，也留下了一些影响至今的隐患。乌战爆发之后，已经远居美国十年的他，又直接站到了俄罗斯的对立面。不得不说，他是俄罗斯一块亲美的“活化石”。因此，仔细观察这件事情，就有三个点值得特别关注了：

第一点，科济列夫这是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作为苏联外交官的孩子，出生在布鲁塞尔的科济列夫，虽然从未在任何国家当过外交官，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却成为了苏联外交部最亲美的代表性人物，并因之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了俄罗斯的首任外交部长，成为了“全盘倒向西方”的策划者之一。他彻底否定传统地缘政治逻辑，主张以“普世价值观”取代国家利益。 1992年，他联合国演讲中“俄罗斯属于西方文明圈”的宣言，以及“俄罗斯没有国家利益”的著名论断，都暴露出其战略思维的致命缺陷。这种站在国家文明角度的自我矮化，导致俄罗斯在国际关键议题上持续退让，国内则实施极端式的休克疗法，犯下了很难被世人理解的历史性错误。现在，至老不肯反思、曾两度被克里姆林宫点名批评的他，被单独拎出来，列入外国特工名单，不得不说，其中历史审判的意味是非常浓的。

第二点，科济列夫的遗害至今仍然巨大。在莫斯科外交界，苏联著名的外交官葛罗米柯，被称为“不”部长，因为，面对西方的挑战，葛罗米柯习惯性的说不。而科济列夫，则被称之为“是”部长，因为，面对西方的任何问题，他都习惯性地说“是”。可以这样说，科济列夫时代的外交实践，给俄罗斯的地缘安全体系，造成的是永久性创伤，遗害至今。 例如，仓促从波罗的海及东德撤军，导致俄战略缓冲地带的瓦解，令北约前沿随后渐次推进至俄罗斯边境；对高加索地区影响力的主动放弃，则直接导致车臣战争爆发。甚至，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莫斯科现在顿巴斯地区的战略执着，何尝不是对上世纪九十年代过度退让的补偿性反弹。

第三点，科济列夫如今已是坚定的反俄者。2012年，科济列夫迁居到美国的迈阿密之后，一直住在那里，依靠以前的关系在制药领域挣钱。乌战爆发之后，他立即呼吁俄罗斯外交官辞职，因为他们是“专业人士，而不是廉价的宣传员”。这一招其实挺狠的，因为，他这实质上是在劝驻外的俄罗斯外交人员，就地叛国，转投亲美阵营。 2025年，他又公开建议泽连斯基总统要求西方提供更多武器，不要向俄罗斯作出领土让步。这种掉炮往里揍的套路，着实惹恼了俄罗斯民众，网络上对他的批评声一片，并最终导致他被俄司法部定性为“外国特工”。

科济列夫事件揭示出两个维度的警示：其个人命运既是苏联衰败的产物，更是俄罗斯战略觉醒的里程碑，将其定性为“外国特工”，标志着莫斯科对“全盘西化幻想”的彻底摒弃。当前，俄罗斯正以制度性防御，重构国家利益边界。科济列夫，从权力巅峰到外国特工的身份转换，不仅是个体的社死，更是一个文明体对历史路向的重新抉择。在这个意义上，科济列夫为21世纪的大国博弈提供了关键注脚：当意识形态幻想遭遇地缘现实，战略自主永远是主权国家的终极铠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