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0年，“大明权宦”刘瑾被捕，审讯现场，刘瑾环顾四周大吼：“尔等公卿，尽出我

1510年，“大明权宦”刘瑾被捕，审讯现场，刘瑾环顾四周大吼：“尔等公卿，尽出我门，谁敢审我？”官员们面面相觑，这时一人挺身怒斥：“我乃皇亲国戚，并非出自你门，有资格审你。”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深知历朝宦官乱政的教训。他为了防范宦官干政，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管控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限制宦官不得任文武官，品级不得超过四品，禁止与官员有公文往来，甚至不准他们读书识字。朱元璋还在宫中立下铁碑，刻有＂内宦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警示。 然而这些防范措施在朱元璋去世后很快就被突破。明成祖朱棣因夺取皇位时得力于宦官的帮助，开始重用宦官。 宦官的权力开始逐步扩大，从最初受吏部管理，转变为监督吏部，甚至掌握了官员升迁调动的大权。这种转变彻底打破了朱元璋设立的制度屏障。 到了弘治末年，宦官干政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正德帝朱厚照年少即位，对政务毫无兴趣，宦官刘瑾趁机上位。 刘瑾深谙讨好皇帝之道，他通过声色犬马来占据皇帝的时间和注意力。这种手段与唐代宦官仇士良的策略如出一辙。 正德帝沉迷于享乐，把朝政大权交给了刘瑾。刘瑾掌权后，开始大规模提拔亲信，排挤打压正统官员。 这种局面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明朝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结构性问题。皇帝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一个人的精力和能力始终是有限的。 皇帝为了扩大自己的管理能力，不得不依靠某些力量来协助。宦官因为贴身侍奉皇帝，往往成为皇帝的首选助手。 这种选择在短期内看似有效，但长期来看必然会破坏正常的政治秩序。宦官凭借皇帝的信任和授权，逐渐成为凌驾于正常官僚体系之上的特殊力量。 宦官集团的膨胀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过程。即便有像朱元璋那样严格的防范措施，只要皇权需要借助外力来扩大管理范围，宦官干政就会以各种形式出现。 刘瑾的专权，正是这种制度性困境的集中体现。他通过控制正德帝，架空了正常的官僚体系，使朝廷政务陷入混乱。 刘瑾掌权后，开始大规模清洗朝廷官员。1508年，他一次性将三百多名在职官员投入大牢。 次年，他又剥夺了六百七十五名官员的诰勅身份。这种规模的打击在明朝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刘瑾的权势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他公开宣称＂满朝公卿，皆出我门＂，这句话充分显示了他的嚣张气焰。 在正德朝廷中，刘瑾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势力网络。他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朝廷各个重要岗位上。 这种人事安排完全破坏了明朝的官员选拔制度。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传统被严重扭曲。 刘瑾的专权引起了朝廷重臣的强烈不满。这些通过正常途径晋升的官员，眼看着朝廷大权被宦官把持。 地方官员对刘瑾的政令采取了消极对抗的态度。许多政令在执行过程中被阳奉阴违。 刘瑾的暴政也影响到了皇族的利益。一些皇族成员开始暗中支持反对刘瑾的势力。 正德六年，刘瑾终于走到了权力的尽头。他的专横跋扈激起了各方势力的联合反对。 在一系列政治斗争后，刘瑾被捕入狱。他在审讯现场仍然表现出极度的狂妄。 面对审讯官员，刘瑾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尔等公卿，尽出我门，谁敢审我＂。这句话充分暴露了他的本性。 当时的朝廷官员确实有不少是他提拔的亲信。这些人在刘瑾被捕后，要么被清洗，要么选择明哲保身。 最终，由一位皇族成员主持了对刘瑾的审判。这位皇亲的参与，打破了刘瑾＂满朝公卿皆出我门＂的狂言。 刘瑾案的审理揭露了他在任上的诸多罪行。贪污受贿、滥杀无辜、干预政务、结党营私等罪名一一被确认。 在铁证面前，刘瑾的狂妄气焰被彻底打压。他最终被处以凌迟之刑，这个残酷的刑罚反映了朝廷对他罪行的深恶痛绝。 刘瑾的倒台，暂时缓解了明朝的政治危机。但宦官干政的制度性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这次整肃之后，宦官势力暂时收敛。但随着时间推移，新的权宦还会不断出现。 正所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刘瑾案虽然惩治了一个权宦，却没能杜绝宦官干政的现象。 朝廷的决策效率在宦官干政下显著下降。重要的政务需要经过宦官们的层层把关。 许多紧急事务因为宦官们的阻挠而得不到及时处理。这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治理效能。 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不断激化。民间对宦官干政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地方官员对中央政令的执行积极性也大幅下降。政令难以真正落实到基层。 刘瑾倒台后，明朝并未吸取教训。宦官专权的问题在后期愈演愈烈。 到了明末，魏忠贤的专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甚至被人称为＂九千五百岁＂，各地为他修建生祠。 宦官干政加速了明朝政治体系的腐朽。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持续下降。 官场风气日益败坏，社会矛盾不断加深。这些问题最终都成为压垮明朝的重要因素。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宦官干政动摇了明朝统治的根基。它破坏了正常的政治秩序，消解了王朝的统治能力。 这种制度性的问题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宦官干政成为明朝历史上一个难以根除的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