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修建秦城监狱的时候，对秦城村的土地进行了征购。村子里的村民们，大多是种植经济果树，征购土地的时候，对这些果树也进行了赔偿。一棵果树的赔偿价格基本上都是要几十元的，当时，村子里种植得最多的是柿子树，在商谈的时候，对这些柿子树是做了统一的一个赔偿价格：不管大小，每颗柿子树赔偿40元。 1958年春，秦城村的土地征购正式启动。这村子不大，靠着北京城郊，村民们祖祖辈辈种果树，尤其是柿子树，满山坡都是。秋天一到，柿子红得晃眼，既能卖钱也能自家吃，是村里经济的大头。苹果树、梨树也有，但柿子树最多、最值钱。政府要建秦城监狱，选址就在村里，果园的地得让出来。这对村民来说，不是小事，是断了老根儿。 政府也不是直接硬抢，根据1953年国务院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征地得给补偿。柿子树定了个统一价：每棵40元，其他果树像苹果树、梨树按市场价算，大概20到30元。这标准听着简单，但执行起来，村民心里可不平静。 征地之前，政府派了勘测队来村里。带上工具，一棵棵数果树，拿粉笔在树干上写编号，干得挺细致。整个清点过程花了好几周，村里的果园都走遍了，确保没漏下谁家的树。村民们呢，有的盯着看，有的心里算账。一棵老柿子树，种了二三十年，一年能结不少果子，卖出去比40元多得多。可赔偿就这么点，难免有人觉得亏。年轻点的村民，树少，拿到的钱也少，但想着还能干点别的，也不吭声。 到了发赔偿款那天，村广场上人挤人。政府和村干部搭了个桌子，核对名单，发钱。有人拿了几百块，有人一千多，拿到手的都攥得紧紧的。这笔钱不算多，但对村民来说，是接下来生活的指望。有的盘算着买点农具，有的想弄块新地接着种，总之得想办法活下去。 40元一棵柿子树的价，定得有点“一刀切”。老树和小树一个价，村民意见不小。种了半辈子的老树，值的不止这点钱，可政府说标准就这样，没得商量。村长王大山跑前跑后，跟政府谈了好几轮，想多要点，但没啥大进展。最后，他劝大家：“拿了钱，日子还得过，闹也没用。”大部分人听了他的，接受了现实。果园慢慢被清空，推土机一进场，原来的柿子林就没了影儿。 这赔偿款，说多不多，说少不少。有的村民拿去买了牲畜，养鸡养猪，有的试着种点别的庄稼。生活肯定不如以前，但也得硬着头皮往前走。征地这事儿，对秦城村来说，既是损失，也是转折。 1960年，秦城监狱盖好了，开始用起来。第一批从功德林监狱转来的战犯住了进去。这监狱不一般，六栋三层楼，前面还有院子让囚犯放风。后头有个秦城农场，种菜供监狱吃。村民路过农场时，能瞅见穿灰衣服的囚犯在那儿干活，挥锄头翻地，动作慢吞吞的。村里人私下聊，这帮人以前是大官儿，现在也得下地干活，世道真是变了。 监狱建好后，村里多了点热闹。施工那几年，商贩来得勤，卖点日用品，村民也能赚点小钱。王大山挺会抓机会，招呼大家摆摊卖菜卖粮，补贴家用。他还鼓励年轻人出去找活儿，或者在农场打工。慢慢的，村里有了新路子，养鸡的、种菜的、干零工的，日子总算稳下来了。 负责建监狱的冯基平，那可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大领导。他管这项目，挺不容易，征地、施工都得盯着。完事儿后，他在公安系统接着干，名声不小。他后来回忆，秦城村的村民配合得不错，没给他添太多乱。村长王大山呢，一直留在村里，带着大家适应新日子。没事就跟村民聊当年的事儿，感慨多。他老跟年轻人说：“手勤点，总有出路。” 时间一长，秦城监狱成了个特殊的地方，关过不少重要人物。秦城村的村民，也靠着自己的力气，熬过了那段难日子。赔偿款不多，但好歹给了个喘气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