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圣张良，作为“汉初三杰”之一，为何只有他最后得以善终？ 西汉留侯张良作为帝王师，一生深得《太公兵法》的思想精髓，做到了常人难以做到的“不伐其功，不矜其能”。他几次挽狂澜之既倒，于汉家天下的建立功不可没。 鸿门宴是楚汉之争的转折点，前中后末都笼罩在紧张危急的气氛里。宴飨的前一天，项伯前来告危。“项伯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危急时刻，张良将自己和刘邦看成一个整体，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明白自己想干什么、想要什么。 他对项伯说：“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义”字当先，失义则轻。张良直奔项伯的软肋，明为维护仁义，实则委婉护主。张良的忠诚护主得到了刘邦的尊重，二人接下来才能顺利谋划，在战术方面达成一致。 鸿门宴之后，楚汉双方逐渐形成“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此时，张良“勇于担责”和“甘于奉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张良善于为主帅谋划。比如第一计：兵占宛城；第二计：智取武关；第三计：约法三章……前后十计助刘邦得天下。张良深谙臣子的又一核心要求：功成弗居，善守谦道，即今天所说的甘居幕后，乐作嫁衣。 西汉建朝之初，高祖宴请功臣，曾称赞张良的才学：“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刘邦为报答张良的“头脑功”，意欲“（子房）自择齐三万户”。这样的赏赐，在当时的封赏簿中是绝无仅有的。 但张良以谦恭之词婉拒了主上的恩赐：“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原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况且张良常说：“智不备于一人，谋必参诸群士。”这句话也让刘邦深有同感，当初自己只是沛县的泗水亭长，如今成为万人之上、万民仰望的皇帝，能有今天全靠手下一批忠心忠勇的谋臣武将。 王朝初建，接下来便是要定都。当时刘邦与群臣已经心照不宣，想要定都洛阳。一方面是洛阳具备优越的地理条件：周围山河拱卫，地形险要。其次在于臣属的家乡情怀：老家都在沛丰邑中阳里，距离洛阳较近。 拟旨在即，但此时站出来一个叫“娄敬”的人持反对意见，这名小吏不看好建都洛阳而支持关中，他对比了洛阳和关中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诸方面，分析出建都关中的优势条件。 但群臣不作退让，他们的理由是：自从周代定都洛阳以来，至今已延续数百年；其次很多功臣的家族都在洛阳周边，乡情牵绊，所以一致反对。张良思索一番后，支持了娄敬的建议。 刘邦也惊讶于张良的决策，因为张良是颍川人，颍川就在洛阳南部。张良当即表示洛阳地势容易四面受敌，但关中地势无论是受敌还是进攻都有缓冲的机会，粮草和物资也可以畅通无阻。 历史证明，娄敬、张良的主张是对的。张良建都思想，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和深谋远虑。他缩小了自身的利益和感情，立于天下百姓的角度，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太平安宁着想，这种无私与大爱在古代是难能可贵的。 韩信曾经当着众人的面说刘邦的兵不过十万，攻守天下得靠自己，且自己的兵“多多益善”。韩信触犯了刘邦的大忌，刘邦说：“多多益善，何为为我擒？”韩信发动十面埋伏灭楚，在军中威望很高。 “权臣称王”是历代皇帝都厌恶的一件事，这样意味着把皇权架空，有欺君的嫌疑。而张良始终不显功、不扬言。《太公兵法》中认为，“为下唯沉”“为下唯定”，即作为臣子，应当顺服虔敬，要安分行事，以此来建立君臣之间的礼节。 张良一生不彰显才能，不炫耀成就。张良的一生深谙《太公兵法》的精髓，掌握了诸多王朝更替之道，活用诸多君臣相处之道。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刘邦与张良就像乾卦与坤卦的关系，一个引领、一个顺从，分工不同而已，没有高下。 张良得以善终，流芳千古，是因为他把臣子应有的道德品质运用得得心应手，是臣子队伍中的楷模。张良的智慧与道德修养，对于当今时代仍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