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一个深夜，台湾师范学院的宿舍楼突然被手电筒照得雪亮。28岁的萧明华被特务拽着胳膊往外走时，突然停住脚步：“我一个女人家，总得带身换洗衣服吧。”敌人不耐烦地点头，看着她不慌不忙地从阳台取下一件蓝底碎花旗袍。他们不知道，这件普普通通的旗袍，正是地下党最重要的情报信号——当她的战友朱芳春远远看见阳台空了，就知道必须立刻转移，一秒都不能耽搁。 这事得从萧明华的小时候说起。她老家在广东潮阳，因为日本鬼子侵华，跟着家人逃难到重庆。在重庆，她二哥的朋友朱芳春常来家里，那时她只觉得这个大哥说话特别有道理，直到后来才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地下情报员。萧明华读书很厉害，考上了北师大，巧的是，朱芳春也在北京活动。一来二去，她被共产党的理论深深打动，主动要求加入地下工作：“我也想为老百姓做点实事。” 1948年，台湾大学的台静农教授邀请萧明华去教书。这对别人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可萧明华看到的却是使命——当时全国解放在即，党正需要派人去台湾建立情报网。她立刻申请：“我会教书，能接触不同的人，适合潜伏。”组织上考虑到她胆大心细，还有文化，就同意了。到了台湾，她白天是台大的老师，站在讲台上讲古诗，晚上就换上朴素的衣服，走街串巷，跟年轻人聊共产主义，告诉他们“未来会有一个人人平等的新中国”。 后来朱芳春也被派到台湾，为了掩护身份，两人扮成夫妻，朱芳春化名“于非”。刚开始，他们还能公开组织一些学习活动，可随着蒋介石败退台湾，局势越来越紧张，特务到处抓人，他们只能转入地下。萧明华特别聪明，把情报藏在教科书里，把联络暗号编成诗句，就连晾衣服都有讲究——旗袍挂正了表示安全，歪了就是提醒有危险。 1950年她生日那天，出事了。两个特务突然闯进宿舍，说要找“于非先生”去“谈话”。萧明华心里一惊，面上却很镇定：“他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特务翻了半天没找到人，骂骂咧咧地走了。她三哥当时也在，急得直跺脚：“妹子，这里太危险了，赶紧跟我回大陆吧！”萧明华却摇头：“现在跑就是承认我们有问题，你就说你是我亲哥，别的啥也别多说。”等哥哥走后，她立刻和朱芳春约定：如果阳台的旗袍不见了，就是情况危急，必须马上撤离，不要管她。 两天后，特务果然又上门了，直接要带她去警局。萧明华知道这次躲不过了，但她心里还惦记着给战友报信。她故意用女人的“软弱”打掩护：“让我拿两件换洗衣服吧，总不能穿着脏衣服出门。”敌人看她一个弱女子，没多想就同意了。她快步走到阳台，一把取下那件作为信号的旗袍，心里默念：“于非大哥，看到这个信号就赶紧跑啊！” 朱芳春远远看见阳台的旗袍没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他知道，此刻必须冷静撤离，才能把他们费尽心血拿到的情报送出去。后来才知道，萧明华被捕后，遭受了五天五夜的严刑拷打，老虎凳、辣椒水、电击，什么酷刑都用上了，可她硬是一个字都没说。临刑前，她还安慰同牢房的难友：“别害怕，我们相信的那个新中国，早晚会来的。” 现在回头看，萧明华不过是个28岁的姑娘，放在现在，可能还是父母眼里的宝贝，可她在那个年代，却能为了信仰舍生忘死。最让人佩服的是，她用旗袍当情报信号这招，既利用了敌人对女性的轻视，又体现了地下工作者的智慧——谁说女人在情报工作中不占优势？她的细腻和勇气，恰恰是最有力的“武器”。 有人可能会想，她当时如果跟着哥哥逃走，是不是就能活下来？但对萧明华来说，信仰不是随便说说的口号，而是刻在骨子里的责任。她清楚自己去台湾就是九死一生，但更清楚情报的重要性：早一天把情报送出去，前线的战士就能少牺牲一些。她留在墙上的字迹写着：“我不怕死，怕的是理想还没实现。” 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信仰”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有点遥远，但看看萧明华的故事，就会明白：信仰是明知危险却依然前行的勇气，是把个人生死放在国家利益之后的担当。她用一件旗袍，为战友争取了生机，自己却走向了刑场。这样的英雄，不该被忘记。 最后，我忍不住想：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像萧明华这样的女地下党，她们的内心该有多强大？她们既要扮演好普通人的角色，又要时刻警惕危险，还要用智慧传递情报。她们的故事，比任何电影都更惊心动魄。现在的我们，该如何记住这些用生命换来和平的人？是不是该多讲讲她们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在历史的角落里，有这样一群平凡却伟大的人，为了理想奉献了一切？你觉得，我们今天该用什么方式，让这些英雄的精神一直传承下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