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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泰始年间（265—274年），一次司马炎与给事中樊建论及季汉故丞相诸葛亮事迹，司马炎不禁羡慕地说：“假若朕有此人辅佐，哪有这么累呢？”樊建趁机向司马炎进言，为邓艾平反。司马炎听了一笑道：“朕正打算重理此事，卿之言正合朕意。”于是下诏重申此事。樊建在季汉为尚书令，他为什么要为灭汉的邓艾平反呢？

樊建游戏图

樊建，字长元，义阳（治所多有迁移，在今河南南阳、信阳一带）人。

樊建在季汉做到了尚书令。对三国历史熟悉的，都知道尚书令是当时的实际宰辅。

其实尚书令蕞初职位比较低，只是九卿之一的少府的属官。少府是负责皇 室管理的内朝官，尚书仅负责文书、奏章。汉武帝时，为强化君权，设中 朝官，以尚书、侍中、秘书等低级官员负责皇帝内务。尚书职虽低，但负责奏章的拆读、初审，官吏的升迁也由尚书转奏，尚书甚至有权弹 劾官员。所以以尚书为代表的内朝官，逐步剥夺了以三公为代表的外朝相权。到魏晋时，三公更成为荣誉性的虚职，尚书台主官尚书令反而成了实际的宰相。

但季汉又有所不同。季汉多以重臣“录尚书事”，“季汉四相”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的知名度很高，尚书令反而易被人忽略。

季汉四相，又被称作四英

我们看一下季汉的十一位尚书令。

刘备时期有三位：法正、刘巴、李严。法正其实是刘备为汉中王时的尚书令，刘巴跨汉中王和季汉两个时期，李严则是刘备兵败夷陵驻守永安时任为尚书令的。但李严与诸葛亮一起受托孤，虽名义上“统内外军事”，实际上只是个永安都督。

季汉四相时期有四位：陈震、蒋琬、费祎、董允。陈震于后主建兴三年（225年）为尚书令，但只负责出使东吴，建兴七年（229年），孙权称帝后，陈震再出使东吴时已成了卫尉。“季汉四相”的说法比较流行，但实际上，季汉只有诸葛亮一个丞相，蒋琬、费祎有丞相之实而无丞相之名，很快就从尚书令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董允则只为尚书令，权力要小于前三人。

季汉后期有四位：吕乂、陈祗、董厥、樊建。吕乂在董允于后主延熙九年（246年）去世后接任尚书令，直至延煕十四年（251年）去世。此后陈祗为尚书令，但两年后，费祎遇刺，陈祗开始与卫将军、录尚书事姜维共同辅政。其时姜维虽然位在陈祗之上，但长期不在朝中，所以陈祗反而“权重于维”，陈祗也是季汉军政分权的开始。陈祗去世后，董厥继任尚书令，后任辅国大将军，与卫将军诸葛瞻（诸葛亮子）并为平尚书事，樊建则为侍中、守尚书令。此时，刘禅宠信宦官黄皓，但三人不能矫正，董厥、诸葛瞻更处处掣肘姜维，甚至有废姜维为益州刺史进而夺其兵权的图谋，姜维被迫避祸沓中进行屯田。樊建好在不与黄皓合污，但亦无所作为。

姜维虽位在陈祗之上而权任不及陈祗

后主炎兴元年（263年），魏征西将军邓艾兵至成都，刘禅依光禄大夫谯周之议，舆榇自缚，出城投降。后发生二士争功事件，伐汉的钟会、邓艾及季汉大将军姜维一同毙命，樊建则与刘禅一起到了魏都洛阳（参见）。

樊建到洛阳后，与董厥同为相国参军。而这时的曹魏相国，正是已架空魏室的晋公司马昭。也就是说，樊建和董厥入魏后，其实入的是司马昭的幕府。

在洛阳，樊建和季汉故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郎郤正等亲眼见证了刘禅的“乐不思蜀”，而后几人一同封侯s。

樊建入魏为司马昭参军

魏元帝景元五年（264年），樊建、董厥二人又兼散骑常侍，返蜀进行慰劳。

魏元帝咸熙二年（265年），已为晋王的司马昭去世，其子司马炎继位魏相国、晋王。同年十二月，司马炎代魏建晋，是为晋武帝。樊建又为给事中。给事中本为秦汉加官，晋始为正官，就是皇帝的顾问。

有一次，司马炎向樊建问及季汉故丞相诸葛亮事迹，樊建说：“诸葛亮治蜀，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意思就是，他听到过错，从不隐讳，闻而必改，赏罚分明，上可通神。司马炎听后，羡慕地说：“假若朕有此人辅佐，哪有这么累呢？”

樊建看司马炎高兴，趁机顿首道：“臣听闻天下议论，都说邓艾冤屈。陛下既知邓艾冤枉，而不予理会，这不正是冯唐所说‘虽得廉颇、李牧而不能任用’吗？”

冯唐此语出自《史记》《汉书》。说有一次中郎署 长冯唐和汉文帝谈及前朝旧事，汉文帝遗憾地说：“可惜我没遇到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不然何愁匈奴为患呢？”冯唐却老大不客气地说：“陛下虽得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啊。”一句话怼得汉文帝无话可说。樊建这里说这话，意思就是您老人家只想到诸葛亮的好，自己身边的能人邓艾受冤你却不理，这和汉文帝有什么分别呢？

司马炎终为邓艾平反

司马炎听了一笑道：“朕正打算重理此事，卿之言正合朕意。”于是下诏重申此事。

泰始九年（273年），司马炎下诏：“邓艾创立功勋，束手受罪而不逃避处罚。他的子孙也沦为奴隶，朕常常同情，可任命他的嫡孙邓朗为郎中。”算是为邓艾平了反。

那么曾身为季汉“宰辅”的樊建，为什么要为灭其国的邓艾翻案呢？而邓艾此前为什么一直得不到昭雪呢？

邓艾出身寒族。在他为魏征西将军，打到成都城下，灭亡季汉后，受到镇西将军钟会、邓艾军司马师纂、监军卫瓘等诬告，被司马昭下令收捕，后被处死（参见）。

随同邓艾身亡的，是钟会欲割蜀自立而后被灭，这就是演义中的“二士争功”始末（参见）。

有意思的是，司马昭对待钟会、邓艾两人的处理大相径庭：邓艾与其子邓忠俱亡，其后代遭到流放。但是对更加作恶的钟会，只是处死了其养子钟毅及参与谋反的钟邕后代，其余一概不问。

邓艾受冤，钟会是主谋

更为吊诡的是，司马炎建晋后，对打着反司马氏名义的淮南三叛王凌（参见）、诸葛诞（参见）都网开一面，对毌丘俭子孙既往不咎，却唯独对邓艾的受冤不闻不问。

更有甚者，泰始三年（267年），曾随邓艾伐蜀的议郎段灼上书，为邓艾鸣不平，司马炎还是没有反响。直到此时樊建进言，司马炎才决心为邓艾翻案。

其实细究起来，颍川钟氏、太原王氏、琅琊诸葛氏都是当时大族，毌丘俭之父毌丘兴也做过魏武威太守，独独邓艾是个寒族。那么一切就明了了：司马氏靠世家力量上位，所以这几人犯的错都可以原谅，相较之下，为势单力薄的邓艾平反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而樊建，恰恰是因为有季汉降臣这个身份，这时他出来说话，反而比一班魏晋旧臣更易引起司马炎的注意。

历史，有时看起来就是这么地让人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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