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第46军副军长杨梅生率部南下，恰好途经湘潭易家湾。在街道上，杨副军长远远望见1位乞讨的老妇人，惊讶地认出“这竟是自己的母亲”。战友们欣喜不已，杨副军长却转身而去，讲：“现在不能相认。” 杨梅生，1905年出生在湖南湘潭一个穷苦农家，家里土墙草屋，年久失修，日子过得紧巴巴。他小时候聪明好学，可家里穷得叮当响，读了两年私塾就辍学了。12岁，他跑到镇上药铺当学徒，每天扛着比自己还重的药包，累得腰酸背痛。晚上，别人都睡了，他却点着油灯偷偷认字，硬是从药方上学会了不少东西。药铺里来往的客人聊起外面战乱、民不聊生的景象，他听着听着，心里就埋下了救国的种子。 1927年，杨梅生22岁，孤身一人跑到长沙讨生活。那年冬天，长沙街头爆发了反英大游行，10万人挤在一起，喊声震天，他挤在人群里，第一次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劲头。游行结束，他果断加入了工会推荐的武汉第二方面军警卫团。这支队伍由共产党领导，纪律严得很，他一进去就全身心扑在革命上。白天练兵，晚上啃书，硬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一点点装进脑子里。 同年9月，秋收起义拉开序幕，他的部队被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他当上了班长，肩上的担子重了。那时候条件苦，枪少人多，他带着弟兄们摸爬滚打，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跟着党走，把国家救回来。开会站岗时，他还碰上了毛泽东。那天他拦下一个中年人盘问，结果人家一笑，说自己是毛泽东。他当时脸都红了，连忙敬礼，心里却更坚定了跟着走的决心。 时间一晃到了1949年，解放战争打得热火朝天，杨梅生已经升任第46军副军长。那年夏天，他带队南下，路过湘潭易家湾。部队走得慢，街边人来人往，他一眼就瞅见路边有个老妇人跪着乞讨。瘦得皮包骨，衣服破得不成样子，白头发乱糟糟地贴在脸上。他心里一紧，走过去丢了几枚硬币给她。老妇人抬头看他，那眼神熟悉得让他心跳都停了。他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这是自己离家多年没见的母亲。 战友们看他表情不对，问他咋回事，他低声说：“这是我娘。”大伙儿一听，马上嚷着让他认了得了，毕竟母子多年没见，多大的事啊。可他却摆摆手，转身就走，说：“现在不能认。”战友们傻了眼，有人还想劝，他已经大步走回队伍，头都没回。这事在队伍里传开了，大家都猜不透他咋想的。 其实，杨梅生心里有自己的算盘。那时候部队纪律严，他是副军长，带头得讲规矩，不能因为私事乱了军心。加上母亲那模样，他心里清楚，这些年她过得不好，自己却没能在身边尽孝，愧疚压得他喘不过气。他怕当场认了，情绪崩不住，反而让母亲更难受。所以他先走了，打算等安顿下来再接母亲过去。 当天晚上，他回到营地，叫来一个警卫员，交代他去街上把母亲接过来。警卫员跑了一趟，果然在街角找到了那位老妇人。她裹着破布睡在墙边，风一吹就瑟瑟发抖。警卫员跟她说，她儿子派人来接她了，老太太半信半疑，还是拄着棍子跟了过去。到了军营门口，杨梅生早等着了。他一见母亲那瘦弱样，眼泪就下来了，跪在地上磕了个头，哭得像个孩子。母子俩终于团聚，战友们看着都红了眼眶。 后来，他把母亲接到身边，好好安置。给她弄了个干净屋子，天天陪着她聊过去的事。母亲讲起这些年怎么熬过来的，他听着听着，眼泪就止不住。部队里的人都知道了这事，都说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他也尽量弥补这些年的亏欠，直到母亲晚年过得安稳了些，他心里那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杨梅生的经历挺典型的，那时候的革命军人，很多都背着家小出来干革命，顾不上爹妈兄弟。他跟母亲的重逢，既是亲情的延续，也是革命责任的体现。他不是不想认，是没敢认，怕私情影响了大局。这种事搁现在可能不好理解，可在那个年代，太常见了。 再说他为啥不一开始就认，其实也有现实考量。部队南下任务重，他得稳住军心，不能让人觉得自己徇私。再者，母亲那状态，他估计当场认了，她也未必受得了那份激动。他选择先走，再私下接回来，既保住了纪律，也尽了孝心。这份冷静和担当，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这事传出去后，部队里不少人都拿他当榜样。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领导，出身苦，经历也扎实，干啥都带着一股子实在劲儿。他跟母亲的重逢，也让大家看到，革命军人不是铁打的，也有七情六欲，只不过在大事面前，他们更懂得取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