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文制武的政策对边防制度的影响在宋朝早期，由于民族地理的因素和历史遗留问题，南北方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公元1004年，北宋与辽国在澶渊（今河南省濮阳市）签订了著名的＂澶渊之盟＂。这一天，宋真宗赵恒派遣宰相寇准与辽国谈判，最终双方达成了互为＂兄弟之国＂的协议。然而，这份表面上平等的条约背后，却是北宋每年向辽国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屈辱。这场和议让北宋与游牧民族之间获得短暂的和平，但屡败屡战让北宋统治者从骨子里十分惧怕大辽等少数民族。 若要追溯这种屈辱外交的根源，不得不回到宋太祖赵匡胤时期。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后，将内部的割据势力悉数剿灭殆尽，开始着手于对外敌的镇压，首先派遣名将慕容延钊前去镇抚。《宋史纪事本末》中记载：＂（慕容延钊）时握重兵屯真定，太祖谕旨，听以便宜从事。延钊与韩令坤率所部兵巡边，一方以安。＂这表明宋初政权对武将曾给予相当大的信任与自主权。 然而，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事件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赵匡胤以一场酒宴为名，巧妙地解除了赵普、石守信等功臣武将的兵权，确立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为后来的文官掌控朝政埋下伏笔。正如史料所载，＂要知道，边防管理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做靠山，才能成为令游牧少数民族忌惮的存在，比如唐朝，但宋朝反行其道，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武将在宋朝的地位一落千丈，其军队实力之弱不言而喻。＂ 随着北宋与辽国之间25年战争的失利，北宋依旧未能夺回燕云十六州，还因为＂重文轻武＂的国策，丧失与少数民族继续开战的资本。这迫使宋真宗不得不选择以和议换取短暂的和平。面对日益严峻的边防形势，宋仁宗在位期间，决定通过制度建设来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 宋仁宗在唐巡边活动的基础上，正式建立＂巡边制度＂。首先是设立专门的机构，称为＂巡检司＂，巡边范围不仅包括边防城池和关隘，还有山林与平原地区，巡边周期为一年或半年，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敌情而定。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巡边任务不止有检查边防军队的工作与观察边境的敌情，还有修建城墙、筑起寨堡等边防防御建设工作。另外，北宋鼓励民众参与到巡边工作与建设工作中。这表明宋朝试图以民力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通过全民参与来加强边防建设。 然而，制度的完善并不能弥补军事实力的根本缺陷。在北宋的巡边制度中，对辽国以＂软弱性＂巡边为主。大辽不仅肆意抓捕宋兵当苦力，还在边境进行渔猎活动，强占耕地，与北宋边境居民抢占粮食资源。这一现实场景生动展现了＂以文制武＂政策下的北宋边防困境。 相比之下，面对西夏的威胁，北宋采取了相对强硬的态度。西夏也曾一度与大辽一般，在北宋边境肆意妄为，但北宋以较为强硬的巡边手段，再加上西夏不如辽的国力强盛，与西夏爆发过几次冲突与战争后，边境较为安稳许多。 无论如何，文人政治下的边防困境始终无法得到根本解决。不过，在北宋＂重文轻武＂与投降主义的氛围浓烈的情况下，巡边制度的存在根本不足以震慑边境的少数民族，还导致北宋、辽国与西夏在＂三足鼎立＂期间互相消耗各自的国力，最后被蒙古国逐一击破。最终，公元1126年，金兵入驻北宋都城，次年北宋灭亡，＂靖康之耻＂成为中国历史上沉痛的记忆。 岳飞伫立在军账内，手中紧握着那封来自朝廷的诏书。那是南宋高宗赵构下的第十二道金牌，命他即刻撤军。年过四十的岳飞已经率军收复了郾城，只需再向北推进，便有希望收复中原失地。此时，南宋与金国正在商议和谈，主和派秦桧掌握朝政，岳飞等主战派将领的处境愈发艰难。 这一幕发生在公元1140年，距离＂靖康之耻＂已过去14年。回溯巡边制度的历史，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古代边防管理思想的演变脉络。《孟子·告子》中记载：＂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到尧舜时期。《史记·夏本纪》记载：＂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舜开始了巡查全国四方疆土的制度，此后夏、商、周时期皆遵循此例。 《通典》中记载：＂虞、夏之制，天子五载一巡狩；周十二年一巡狩。＂不同朝代的巡狩周期各不相同。到了商周时期，出现了＂方伯＂这一职位，可在皇帝无暇时代替巡查。随着时代发展，巡狩制度逐渐演变为针对边境的管理。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位十一年内巡狩全国五次，但主要目的是震慑六国遗民。汉武帝时期，为了震慑匈奴，皇帝亲自巡边。《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是时天子巡边，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而使郭吉风告单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