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湖北一母亲因肾衰竭，移植了7岁儿子的肾，最终母亲活下来了儿子离世了。

2014年，湖北一母亲因肾衰竭，移植了7岁儿子的肾，最终母亲活下来了儿子离世了。儿子生前最后一句话：我是妈妈的男子汉，我死后让妈妈替我活着。 2014年，武汉同济医院的手术室里同时开展了3台器官移植手术，三位重病患者因为一名七岁男孩捐献的器官重获新生，其中一位接受肾脏移植的正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周璐。这场跨越生死的生命接力背后，藏着一段令无数人动容的真实故事。 三年前，湖北荆州一个普通家庭还过着安稳日子，周璐在单位做财务工作，丈夫是货车司机，儿子陈孝天刚上小学。 突如其来的尿毒症诊断书打破了这个家的平静，医生告诉周璐要么做肾移植要么长期透析。可合适的肾源如同大海捞针，治疗费用更是压得人喘不过气。 看着丈夫四处借钱、儿子懵懂不安的眼神，周璐瞒着家人偷偷停了药。她想着省下钱给儿子买学区房，盘算着把孩子托付给亲戚。 直到有天儿子翻出藏起来的药瓶，这个秘密才被戳破。七岁的小男孩抱着药瓶蹲在墙角抹眼泪，谁劝都不肯松手。 命运似乎特别爱捉弄苦命人，周璐的病情刚稳定些，儿子在学校突然晕倒送医。核磁共振检查显示小孝天脑部长了恶性肿瘤，还是最凶险的胶质母细胞瘤。 主治医生看着检查报告直叹气，说孩子最多还能撑半年，病房外的走廊上，夫妻俩蹲在地上哭得站不起来。 在儿童肿瘤病房的日子格外难熬，小孝天做完开颅手术剃光了头发，每天要挂七八袋药水。孩子疼得整宿睡不着，却总是攥着妈妈手指说“不疼”。 有次护士换药时嘀咕“这孩子真能忍”，这话让周璐躲在开水房哭湿了整包纸巾。 转机出现在治疗后期，有天查房医生无意中提起器官捐献的事，小孝天支着耳朵听完，突然扯住医生白大褂问：“叔叔，是不是把我的好肾给妈妈，她就能好？”在场的大人们都愣住了。 根据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活体器官捐献仅限于配偶和三代以内亲属，但孩子的情况显然不符合规定。 接下来的日子，这个七岁男孩展现出超乎年龄的执着，他缠着每个来查房的医生问同样的问题，甚至自己上网查资料——虽然认不全字，但看得懂器官移植的示意图。 有天趁着爸爸打饭，孩子拉着妈妈的手往自己腰上摸：“妈妈你摸摸，这两个腰子可结实了，你拿一个去用。” 事情最终惊动了医院伦理委员会，按照相关规定，未满18周岁捐献器官需要直系亲属书面同意，且必须符合捐献者生前意愿。 经过三次专家论证会，考虑到孩子清醒时的多次明确表态，加上受捐者中有其生母的特殊情况，湖北省卫健委特批了这次定向器官捐献。 2014年清明前夕，小孝天陷入深度昏迷。病床边的监测仪发出规律的滴答声，周璐握着儿子渐渐冰凉的手，听着丈夫给老家亲戚打电话安排后事。 按照孩子清醒时画的歪歪扭扭的示意图，他的两个肾脏要留给妈妈和另一位尿毒症患者，肝脏捐给隔壁病房的肝硬化病人。 手术当天，三间手术室同时亮起红灯，器官获取手术由全国顶尖的移植专家主刀，取出的器官必须在6小时内完成移植。 周璐躺在手术台上时，能听见走廊上移植器官转运箱的滑轮声匆匆划过。后来她才知道，那天医院为这场手术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连电梯都提前做了消毒处理。 如今在荆州长江边的墓园里，有块特殊的墓碑，青石板上刻着“爱子陈孝天”，下面缀着三枚铜制徽章：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徽标、武汉同济医院移植中心纪念章，还有枚“湖北好人”的纪念章。 每年清明，总有陌生人带着鲜花过来祭拜，他们说这是给“小英雄”的礼物。 周璐现在在社区当志愿者，主要负责给孤寡老人送餐。她说这是替儿子走街串巷，看看他没来得及看的世界。 移植的肾脏在她身体里正常工作至今，体检报告上的肌酐值始终保持在正常范围。有次社区医生问她要不要换个轻松点的活，她指着腰上的手术疤痕说：“这儿装着两个人的命，累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