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一堂堂国军将领的老婆，竟被6个人公然实施侵犯，此事引起强烈关注，蒋介石连发两次电报要求严惩凶手，结果却令人深感意外。 月光如刀，1948年的武汉深夜，陆军总医院的走廊寂静得让人心悸，陈愉抱着一盆衣物，脚步轻快，却不知黑暗中一双双眼睛正窥视着她。医院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混杂着远处传来的江风，秋夜的凉意让她裹紧了单薄的外套。 作为国军上校楼将亮的妻子，她早已习惯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丈夫的肺结核让她带着两个幼子搬进医院，省下房租的同时，也能日夜照料。可这一夜，她的世界将被彻底撕裂。 陈愉推开洗衣间的门，昏黄的灯光洒在水池上，她刚放下衣物，身后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还没来得及回头，一块粗糙的布蒙住了她的脸，紧接着，几双大手将她死死按住。她挣扎着想喊，却被塞进嘴里的布条堵住，恐惧像潮水般涌来。 黑暗中，六个身影围了上来，狞笑着，低语着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崔博文、石盘、曾立民、凌志同、查大钧、袁尚志——这六个自称“养病”的军官，早已盯上了这位美貌的军眷。他们并非重症患者，不过是借住院之名逃避前线战事，平日里游手好闲，觊觎女眷。陈愉的端庄与温柔，成了他们的猎物。 那一夜，17号病房成了人间地狱。陈愉被拖进去，遭受了长达数小时的凌辱。她的衣衫被撕得粉碎，身体和尊严被践踏得体无完肤。加害者冷笑着威胁：“敢说出去，你丈夫和儿子都得死！”当他们终于离去，陈愉蜷缩在角落，泪水混着血迹滑落。她强撑着站起，捡起地上的碎布，踉跄地回到丈夫的病房。楼将亮见她神色不对，急问：“怎么了？”陈愉咬紧牙关，怕刺激丈夫的病情，只低声说：“没事，摔了一跤。”但她的眼神，藏不住那份绝望。 陈愉攥着撕碎的衣物，决心讨回公道。她以为医院会是庇护之地，却不知，一场更大的风暴正等着她。 次日清晨，陈愉鼓起勇气，带着证据找到院长。她强忍羞耻，诉说昨夜的遭遇，期望院方能主持正义。可院长的反应却像一盆冷水泼下：“陈太太，你都生过两个孩子了，何必这么认真？这种事，私下解决就好。” 他甚至暗示，若她声张，恐连累丈夫的前途。陈愉愣住了，这位曾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从未想过正义会如此遥远。院长的冷漠背后，是加害者的权势——崔博文等人家世显赫，与军方高层关系密切，医院不愿得罪他们。 求助无门的陈愉并未退缩。她想起父亲——那位战死的少将师长，曾教她要刚强不屈。她悄悄将证据藏好，独自前往武汉军法处申诉。可军法处的官员却推三阻四，敷衍道：“这种事不好查，你先回去吧。”陈愉心如刀绞，但她不愿沉默。 她找到汉口妇女协会，声泪俱下地诉说遭遇。协会的女性成员被她的勇气触动，迅速行动，成立了“援陈案后援会”，并将此事上报总统夫人宋美龄和副总统夫人郭德洁。消息如野火般传开，武汉的报纸争相报道，标题触目惊心：“国军上校之妻遭凌辱，医院军方包庇罪犯！” 案件的曝光让武汉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民众的愤怒点燃了沉寂已久的社会情绪。1948年的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让物价飞涨，贪官污吏横行，百姓苦不堪言。这起案件成了导火索，揭开了军方腐败的遮羞布。蒋介石闻讯震怒，亲自下令彻查，电报一封接一封催促武汉军方严办。军法处迫于压力，将六人收监，案件看似有了转机。 然而，事情远未结束。加害者的家属四处活动，医院甚至伪造病历，试图以“保外就医”为名放人。陈愉的处境更加艰难——她的长子竟在此时失踪，街坊传言是有人故意报复。她心急如焚，却咬牙登报寻子，呼吁社会关注。在妇女协会的帮助下，孩子终于被找回，但案件的审理却一拖再拖。 1949年初，国共内战进入白热化，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上台，国民党内部权力洗牌，武汉军方趁乱敷衍了事，六名罪犯仍未受惩。 就在陈愉几乎绝望之际，武汉参议员张仁济站了出来。他在议会上公开质疑军方的拖延，点名要求重审此案。李宗仁为稳定民心，下令严查。1949年3月23日，军法处终于宣判：崔博文、凌志同、石盘、曾立民四人被判死刑，查大钧、袁尚志入狱。枪声响起的那一刻，陈愉站在远处，泪水滑落。她赢得了正义，却输掉了曾经的安宁。 这起案件不仅是个体悲剧，更折射出国民党统治末期的社会溃败。据《民国时期妇女运动史》记载，1940年代末，妇女协会在推动性别平等、保护女性权益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陈愉案推动了民间对妇女权益的关注。 国共内战期间，类似事件屡见不鲜，反映了军纪涣散与司法腐败。历史学家认为，此案暴露的国民党内部矛盾，加速了其在大陆的溃败。而陈愉的坚持，也成为那个时代无数女性抗争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