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张学良听说王家烈没有坐过飞机，就邀请他在天上飞一圈，谁知王家烈一上飞机，脸色大变，叹道：“坏了，我上当了！” 1935年初，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遭受重创，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生存危机。当红军按照原定计划准备向湘西前进时，蒋介石早已洞悉他们的意图，在前进道路上布置了重兵，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毛泽东展现出卓越的战略眼光。他审时度势，认为必须放弃原定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转而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 这一战略转向让蒋介石始料未及。他在湘西地区苦心经营的＂口袋阵＂顿时成了无用之功，让他大为光火。蒋介石当时既惊讶又惋惜，感到自己的布局被毛泽东的一着妙棋完全打乱。 贵州军阀王家烈，人称＂贵州王＂，在得知红军正向贵州挺进时，可谓惊慌失措。作为贵州地区的实际统治者，王家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维持着对贵州的控制，但他的统治基础极为脆弱。 贵州军阀的经济来源颇为特殊。由于蒋介石不给贵州军阀拨付军饷，王家烈和他的部下只能另辟蹊径——大规模种植鸦片并收取各种鸦片税。贵州兵以双枪著称，却因长期接触鸦片而普遍面黄肌瘦，战斗力低下。 当红军逼近时，王家烈仓促派遣部下侯之担前往乌江一线设防阻击。然而，结果可想而知——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了贵州军队，成功飞渡号称天险的乌江。 红军飞渡乌江的消息传到南京后，蒋介石勃然大怒，指责王家烈办事不力。但同时，这一事态发展也给了蒋介石一个削弱地方军阀势力的绝佳机会。贵州在中国西南地区占据重要战略位置，控制贵州就能掌握进入云南、四川的战略要道，同时也能切断红军与南方其他革命根据地的联系。 蒋介石随即指派薛岳率领中央军追击红军，表面上是＂围剿＂红军，实则是要借机夺取贵阳，端掉王家烈的老巢。另一边，白崇禧也不甘示弱，借口追剿红军，命令桂军入黔直取贵阳。蒋介石见状立即向白崇禧发电报，命令制止桂军前进，以确保中央军能够先一步控制贵阳。 1935年初，薛岳率领的中央军加快了进军贵阳的步伐。为了掩盖真实意图，薛岳采取了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策略。中央军沿贵龙大道推进时，在沿途张贴了醒目的标语：＂不问匪窜方向如何，本军总以入贵阳为目的！＂ 当时的贵阳市民对中央军的到来反应复杂。一方面，有人担忧这会引发新的战乱；另一方面，也有人期待中央政府的管理能带来稳定。贵阳城内的商户纷纷关门避险，街道上弥漫着紧张气氛。中央军入城时展现的纪律性与装备优势，与贵州本地军队形成了鲜明对比。 随着中央军控制贵阳，＂贵州王＂王家烈的权力急剧下滑。昔日呼风唤雨的军阀，转眼间沦为名义上的主席，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贵州的控制权。王家烈后来不无感慨地表示，中央军已然反客为主，自己出城进城都要受到他们的盘查，处境极为艰难。 蒋介石对王家烈的处理颇为用心。他没有立即撤销王家烈的职务，而是先让他继续担任名义上的主席，以避免造成太大的政治震动。但蒋介石深知，只要王家烈还留在贵州，就有可能依靠旧有关系网络东山再起，成为中央统治的隐患。 1935年的一天，张学良从武汉飞抵贵阳，与蒋介石会面商讨军政事务。会面结束后，张学良准备返回武汉，王家烈等人前往机场送行。 临登机前，张学良突然问王家烈是否坐过飞机。当王家烈回答从未有过此经历时，张学良热情邀请他搭乘自己的飞机在贵阳上空绕一圈。王家烈欣然接受了邀请，登上了飞机。 然而，当飞机在贵阳上空盘旋一周后并没有降落，而是继续向东北方向飞去时，王家烈开始感到不对劲。这时，张学良从口袋中取出一份蒋介石的命令交给王家烈。命令内容是免去王家烈二十五军军长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前往武汉任职。看到这份文件，王家烈顿时脸色大变，叹道：＂坏了，我上当了！＂ 这场看似偶然的邀请，实则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精心设计的一场骗局。通过这种方式，蒋介石既避免了在贵阳可能发生的冲突，又成功地将王家烈调离了权力中心。王家烈虽然察觉到了真相，但身在高空，已无力回天，只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