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作为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的贺诚却没有被授衔，也没有被授勋，这件事情在当时的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在全军高级干部中反响最激烈。 贺诚这人，生在1901年的湖南长沙县，家里条件普通，但脑子好使，小时候就爱读书。1925年，他从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那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直接投身革命。毕业后，他没闲着，跑去国民革命军干医务工作，跟着部队打北伐战争。那年头，战场上枪林弹雨，他忙着救伤员，硬是靠着一双手攒下了不少战地医疗经验。 到了1927年，广州起义打响，贺诚当上了起义总指挥部的军医处处长。这仗打得激烈，前线伤员多得数不过来，医疗资源还少得可怜。他得一边抢救人，一边想办法调配东西，压力大到不行。可他愣是扛住了，靠着胆子和脑子，保证了起义军的医疗支持，干得一点不含糊。 后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诚又挑大梁，成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的军医处处长，还兼着海陆丰后方医院院长。红军那时候条件差，设备破，药少，他却从没喊过苦。他琢磨出不少土办法，调度资源也有一套，尽量让战士们活下来。除了前线，他还在军委总军医处、抚恤委员会、总卫生部干了好几个重要岗位，既管救人，又管后勤，还得安抚伤员家属，忙得脚不沾地。他还当过红军卫生学校的校长和政治委员，带出一堆军事医学人才，算是给红军卫生事业打下了长远的基础。 1937年，贺诚跑去苏联深造，先在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学院学了点理论，又去了莫斯科中央医师进修学院钻研医学技术。这趟出国让他眼界大开，不光医学水平上去了，对革命形势也看得更明白。回国后，他把学到的东西用上了，推动革命医学往前走了一大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靠他这套本事撑了不少。 1945年，抗日战争快赢了，贺诚回国，干上了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那时候东北打得凶，伤员多得吓人，药和设备都不够用。他带着团队四处筹东西，保证伤员有人管，还搞了大范围的防疫，防着传染病拖后腿。部队能打赢仗，他这后勤保障功不可没。 新中国成立了，贺诚也没歇着，先后当了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他忙着把军事医学搞现代化，建了个像样的卫生体系，军队和老百姓的健康都有他一份力。 可到了1955年，事情就蹊跷了。那年解放军第一次搞军衔制，全国瞩目的大事儿。按理说，贺诚这级别这功劳，怎么也得授个衔吧？可名单一出来，他名字没了。当时全军高级干部都炸了窝，大家伙儿想不通。这么个老革命，战场上出生入死，后勤上撑了大半边天，怎么就没他的份儿？有人猜是工作失误，有人觉得可能有啥内情，反正议论声没停过。 贺诚自己倒挺淡定，没见他抱怨啥，该干啥还干啥。但这事儿在军里影响太大，老战友们坐不住了，觉得这不公平。他的功绩摆在那儿，谁都能看到，谁都服气，咋能就这么漏了呢？大家伙儿心里憋着一口气，等着个说法。 终于，到了1958年3月，补授军衔的事儿定了。中央军委正式给他授了中将军衔。这次补授算是给了个交代，也平了大家的火气。仪式上，他穿上新军装，接过证书和勋章，总算把这迟来的荣誉拿到了手。军内外一看，也都觉得这结果合理，毕竟他的贡献在那儿放着，谁也抹不掉。 得了军衔后，贺诚还是老样子，继续在军事医学上发力。他当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时，特别注重教育，培养了不少年轻医生。他还常跑基层，北边大雪天去看部队医疗站，南边泥地里查防疫工作，岁数大了也不闲着。他还推动军队和地方医疗合作，拉着两边一起干，效果挺好。 后来退居二线了，他也没完全放下心事儿，经常跟老战友聊聊国家建设。他的生活简单，家里没啥花哨东西，就是些书和老物件。晚年身体不行了，他还坚持看书，床头老放着一本没读完的。 1984年，贺诚在北京去世，活了83岁。追悼会上，国家领导人送了挽联，同事学生都来了，大家伙儿都觉得这辈子他没白干。他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墓碑上刻着生平，旁边树长得挺好。他的事儿写进了历史，后人看着也受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