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聂元梓被批准保外就医，但她却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尴尬境地，出狱后的她竟然连一处容身之所都没有，真可谓落魄至极。
聂元梓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虚荣心较强，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她常常在各种场合装作自己懂得很多，结果常常闹出笑话。一次，她竟将《静静的顿河》错误地说成是赫鲁晓夫写的。这种错误或许在普通地方并不显眼，但在北大这样聚集着大量知识分子的地方，这种低级错误很快就被人指出。事实上，这本书的作者是肖洛霍夫，这一错误一经披露，立刻成为笑谈，聂元梓也因此成了笑柄。 更糟糕的是，聂元梓不仅文化浅薄，还非常喜欢在北大哲学系的大师们面前谈论哲学，结果把自己弄得更为尴尬。这样的一次次失误，最终让她在同事和朋友们眼中成为了一个笑柄。陆平也开始觉得没有面子，毕竟是他同意把聂元梓调到北大的，他本来希望她能够有所成就，渐渐的他也开始冷落她。这让聂元梓心生不满，曾经对陆平的感恩也逐渐转化为仇恨。 聂元梓出生于1921年，来自河南滑县的一个地主家庭，这样的家庭背景让人很难想象她后来会走上革命的道路。然而，正是她的哥哥聂真帮助她走上了这条路。聂真在193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并受组织派遣返回家乡，开始了革命活动。他不仅创建了滑县县委，还担任了县委书记。在聂真的影响下，聂元梓的五个兄弟姐妹都相继加入了革命队伍，其中包括她的大妹聂元质、二妹聂元素、三弟聂元昂、四弟聂元典，以及她的最小的妹妹聂元碧。聂元梓便是家中的小妹。 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聂元梓当时只有16岁，但她决定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国共两党的关注转向东北地区，双方都力图占领这一战略要地，许多革命干部被派遣到东北工作，其中也包括了聂元梓和她的丈夫吴宏毅。
1986年的北京，正值初夏时节。聂元梓因病获准保外就医，终于走出了那个她度过近八年光阴的监狱。然而，推开监狱大门的那一刻，等待她的并非重获自由的喜悦，而是一连串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 作为一个保外就医的前服刑人员，聂元梓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往日在北京大学工作时的同事和朋友，大多选择与她保持距离。电话打不通，上门也吃闭门羹。这种冷遇让她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众叛亲离＂。 在这种困境下，一位老朋友伸出了援手，让她暂时借住在一间仅有六平米的小屋里。这间屋子位于北京市区一处偏僻的角落，既没有独立的厨房，也没有卫生间。对于一个年过六旬、身患多种疾病的人来说，这样的居住环境可以说是艰苦至极。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已经是难得的庇护所了。 生活的艰难还体现在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上。没有工作就意味着没有收入来源，而她又没有任何退休金。北京大学已经不可能再接收她回去工作，其他单位也都不愿意接纳一个有案底的人。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需要长期治疗，医疗费用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聂元梓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的方式。每天清晨或傍晚，她都会在附近的菜市场转悠，寻找被商贩丢弃的还能食用的蔬菜。所幸的是，一些基层工作人员注意到了她的困境。经过多方努力，她终于获得了每月的基本生活救济金。
20世纪50年代末，北京大学的组织部门形成了一个共识：在这个汇聚了大量知识分子的地方，需要调任一些既有实际工作经验，又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来担任中层和高层的领导职务。北大在选择干部时，不仅仅局限于本校的人才，还会在外地干部中挑选合适的人员。在这种背景下，聂元梓成为了候选人之一。 与此同时，曹轶欧也对聂元梓产生了兴趣。他经常找她谈话，一方面是了解她的情况，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她参与对北大的批评。由于两人的观点相近，曹轶欧逐渐把聂元梓培养成了他在北大的“先锋”人物。在这种氛围下，聂元梓开始在北大中积极参与一系列批判活动，成为曹轶欧的重要支持力量。 聂元梓在后来的岁月里始终认为自己在一段时间里被冤枉，直到出狱后，身体稍有好转，她便开始积极向上级写申诉信，四处打听自己的案件到底是如何被判定的。1994年，一位国内知名的传记作者在文章中错误地宣称聂元梓已经去世，这一消息一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时隔六年后，2000年，类似的报道再次出现在报纸上，声称聂元梓已经去世。刚开始，聂元梓并未关注这些消息，直到她的学生带着报纸找到了她，曾经的熟人也纷纷打来电话，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对此，聂元梓并未生气，而是幽默地回应道：“没想到，时隔六年，我又死了一次。”虽然有人建议她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作者和报社的责任，聂元梓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哎，打什么官司。” 本以为自己能够活到一百多岁，然而，在她九十六岁时，一次不慎的摔跤使她不得不长时间卧床，完全依赖保姆照顾。尽管如此，聂元梓依旧坚持阅读和写作，家中堆满了她阅读过的书籍。她回顾着自己的一生，并着手撰写回忆录。经过多次修改和调整，她最终将回忆录在香港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