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国准备向埃及出售歼-6战斗机，但埃及空军觉得这款战机技术落后，迟迟不肯付款。在谈判僵持不下时，团长刘国民突然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做法，场面瞬间翻转。 1979年，中东局势风云突变，埃及与昔日军事盟友苏联的关系跌入谷底，几近决裂。 随着苏联顾问大批撤离，埃及军队在技术保障与武器维修方面陷入严重困难，尤其空军装备缺口尤为严重。在这种关键时刻，埃及迫切需要新的合作伙伴。时任副总理的图哈米将目光转向了东方古国——中国。 彼时的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寻求在国际事务中发声，也渴望将自主研发的武器装备推向海外市场。图哈米代表埃及政府向中国提出支援请求，希望中国能提供包括战斗机在内的武器装备援助，以解燃眉之急。 中国方面派出由空军装备技术领域的资深军官刘国民担任团长的代表团赴埃。刘国民是位富有经验的军事外交人士，不仅对中国航空工业了如指掌，更擅长临场应变与战略判断。他知道，这不仅是一桩军售交易，更是一次国家荣誉与信任的双重考验。 中国代表团抵达开罗后，遭遇了并不友好的开局。原本安排会谈的埃及民航主席临时出差，导致代表团被迫滞留，使得中国团队在不确定中焦急等待。大使馆为他们临时安排了住处，但代表团上下心中清楚：合作谈判面临巨大挑战。 首次正式会谈时，图哈米明确表达了“无偿援助”的意图。他质疑歼-6的作战性能，认为该型战机技术落后，不值投资。尽管中国方面展示了详尽的性能数据和过往战例，却始终未能动摇对方立场。谈判陷入停滞。 就在僵局持续之际，团长刘国民决定冒一次险。他想到一个突破口——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彼时穆巴拉克刚从空军司令升任副总统，对军队内部情况了如指掌。刘国民通过外交途径紧急联络穆巴拉克，请求其出面协调。 穆巴拉克接到消息后迅速反应，紧急召集包括国防部与空军高层的闭门会议。在会上，他毫不掩饰地批评埃及空军的装备状态，指出当前情形下，能够迅速获得可靠战斗力比追求顶尖性能更为现实。 他强调，中国提供的歼-6虽非最先进，但具备稳定、可靠、易于维护等诸多优势，完全可以满足现阶段防空作战与巡逻任务。 穆巴拉克的发言打破了僵局。在他的推动下，埃及政府最终批准了采购中国歼-6战机的有偿合作方案。双方团队旋即进入紧锣密鼓的技术洽谈与合同细节敲定阶段。 刘国民在随后的会议中展现出卓越的组织协调能力。他亲自监督技术协议的制定，并邀请埃及空军技术人员前往中国工厂参观，让他们亲眼见证歼-6的生产流程与测试飞行。 埃及代表团对于中国工人的专业性和生产线的严谨感到惊讶，也对歼-6的品质有了全新认识。 歼-6合作协议签署后，中国方面迅速启动生产计划。50架歼-6战斗机与配套248台发动机进入优先制造流程。中国航空制造业全线动员，加班加点完成任务，特别在质量控制环节层层把关，确保每一架飞机都能承受埃及沙漠环境的严苛考验。 刘国民再次率团前往埃及，带领包括工程师、飞行员教官、技术翻译在内的综合团队，前往埃及空军基地开展为期数月的系统培训。 这些培训课程涵盖了歼-6的飞行操控、日常维护、战术使用等多个模块，并因地制宜地增加了“高温高尘环境下的发动机保养技巧”这一特殊内容。 培训过程中，刘国民多次深入一线亲自授课，与埃及飞行员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亲眼见证了埃及年轻飞行员第一次驾驶歼-6升空时的激动场景，也目睹了技术员们在烈日下反复拆装发动机的敬业身影。 经过几个月的调试与适应，首批歼-6战机终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抵达开罗。那一天，开罗国际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接机仪式，埃及军方高层与中国大使馆官员悉数出席。战机银色的机身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停靠在跑道的一字阵列中，威武肃穆。 媒体争相报道这一事件，称这是“埃中合作的新起点”，而刘国民也被誉为促成此次战略转折的关键人物。此后，歼-6成为埃及空军执行边境巡逻、空防值班等任务的主力机型，表现稳定，深受好评。 在随后的几年里，中埃之间的军事合作持续加深，不仅在武器贸易层面取得进展，还在军事教育、联合演练等领域展开多项合作。而此次歼-6合作案，也成为中国军事工业“走出去”的标志性事件，为中国赢得了更多国际客户的信任。 刘国民在任务完成后返回祖国，继续投身于国防外交与军贸推进工作。他在一次讲座中回忆道：“那一年，我们不仅出口了一批战斗机，更把中国军工的信誉打到了国际市场上。” 歼-6虽然不是最耀眼的明星机型，却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完成了属于它的使命。而刘国民的“大胆想法”，最终换来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与国际尊重的累积，这份荣光，值得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