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初，淮海战役打到最凶的时候，黄百韬兵团被困碾庄圩，国防部一纸命令，要他死守不退。
他气得拍桌子直骂人：“这不是让我去送命嘛！”他当晚就和战地视察官李以匡说了心里话，直指作战厅三位中将是“害我全军的罪魁祸首”，那一晚，他骂了整整两个小时。
当时的李以匡，表面是“钦差大臣”，暗地里是蒋介石的眼线，他这趟来徐州，不是为打仗来的，是来听牢骚、记笔记、发密电的。
黄百韬情绪上来，说得话全没拐弯，句句掷地有声。
“我早就该退，部里却不让，非要我守着碾庄圩，说是要掩护第四十四军撤退，我问他们，那我怎么办？他们说‘暂时死守，等待援军’，结果呢？这不是坑我吗？”
黄百韬说这话的时候，整个人眼眶发红，他知道自己是走不了了，但临死也要骂一句：“郭汝瑰、许朗轩、张宗良，这仨狗日的中将，计划一天一变，不是傻，就是别有用心。”
李以匡听完也傻了，这些话不是普通牢骚，是实打实的控诉，几天后，他又找了孙元良谈，想听听另一个人的看法，孙元良没黄百韬骂得凶，但话说得也不轻。
“你知道吗？当时我们建议西撤，赶紧从宿迁那边撤回徐州，但国防部的命令反着来，要我们往东突，说是救四十四军，其实那方向，八路人马早布好阵了，我们不是突围，是往枪口上撞。”
李以匡点点头，晚上回住处写了一封密电，直接发南京，电文中写得很清楚：黄百韬濒死控诉，孙元良提出质疑，问题出在国防部作战厅那三位中将，作战计划反复无常，误了军机。
这封电报，最后确实送到了蒋介石的案头，但蒋介石看完，没说什么，把电放一边去了，他身边的人说：“委员长还是信郭厅长。”
这个“郭厅长”就是郭汝瑰，表面是国防部第三厅中将厅长，实则是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一颗钉子。
这个人身处作战核心，平时说话不多，计划做得滴水不漏，可这次黄百韬之死，背后就有他一手布的“死棋”。
战前，郭汝瑰就和中共联络员任廉儒接上了头，负责传递国防部的情报。
淮海战役打响后，郭把解放军部署的情况“弄得一清二楚”，同时也把国军的作战计划悄悄传了出去。
邓小平、陈毅、刘伯承坐镇中原，拿到这些材料后，立即制定了“口袋战术”，郭这边故意搞出“假突围、真包围”的部署，让黄百韬走投无路。
具体怎么做的？计划是这么写的：黄百韬兵团驻守碾庄圩，不动；邱清泉和孙元良两部队往东调，进行“解围行动”。
这话一听就不对劲，因为东边是解放军主力集结点，这不是让人去送命吗？
杜聿明当时在前线指挥，一看命令气坏了：“这不是赶鸭子上架？这是谁出的馊主意？”他也提了意见，说兵团得先撤，可蒋介石那边不听，还是照郭汝瑰的方案来。
其实内部早就乱成一锅粥，邱清泉跟李弥互相推，不想打头阵，邱说：“李弥应该先动。”
李弥又说：“我不接命令，调兵要中央点头。”等这帮人扯皮扯了快一周，解放军已经把碾庄圩围了三圈。
那边的黄百韬，弹药快用完了，水也快断了，他在碾庄圩守了整整十二天，天天盼着救兵。
直到最后一天，他坐在掩体里，听着外面枪炮声越来越近，知道完了，他说：“我这不是打仗，是陪葬。”
关于他怎么死的，说法有好几种，一种说他自杀，用手枪朝自己太阳穴开了一枪，但没打准，还有一口气，他副官上去，不忍心，看他痛苦，补了第二枪。
也有人说他不想死，是在混战中被流弹打中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一仗下来，他那两万人马全都没了。
黄百韬死后，李以匡继续在前线跑，他其实也不是铁杆国民党，对蒋介石越来越失望。
这事没多久，到了福州战役，他带着部队干脆起义了，成了解放军阵营里最早投诚的一批高级军官。
再说回郭汝瑰，战后，很多人开始怀疑他，说怎么战前计划那么多漏洞？怎么老是让人往敌人重兵集结区钻？可他自己一副无辜样子，说是上面意思，他只是执行。
其实当时已经有线索指向他，不仅是李以匡的密报，还有前线很多将领的抱怨。
但奇怪的是，蒋介石偏偏信他，也可能是因为郭背后有陈诚撑腰，有顾祝同护着。
战后整理资料时，有人翻出作战厅的会议记录，发现很多计划上的“硬伤”都是郭拍板定的。
比如“孙元良部东进”那一条，就是他一句话定的，连兵力部署图都画好了。
还有“阻击共军南下”那几份预案，根本就是纸上谈兵，调兵路线、补给周期、通信线路全没搞清楚。
许朗轩和张宗良这两个人呢，也是郭的左膀右臂，一个负责协调作战计划，一个负责电文传达。
他俩没什么主见，郭说啥是啥，打到后期，甚至还有传言说，这两人也不是完全“清白人”。
当时的参谋副官有记载，说张宗良曾用私电联络外线，不知是给谁发的。
这场战役最后怎么收？碾庄圩失守、黄百韬阵亡；邱清泉突围失败，伤亡惨重；杜聿明孤军奋战，差点被活捉。
蒋介石后来悔得直摇头，说：“情报系统全废了，部队没人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