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北伐，中原百姓不但不帮，反视为“侵略者”“君之于民，如鱼之于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唐太宗李世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出的经验，在南宋统治阶级的眼里却是不以为然，弃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南宋政府从开头便已注定了结局。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秦桧终于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岳飞。当行刑的铜锤砸下，不仅结束了这位抗金英雄的生命，也敲碎了无数北方百姓对南宋王朝的最后一丝希望。 而就在两年前，岳家军在郾城之战中大败金军主力，一度将金军统帅完颜宗弼打得＂脱身北走，幕僚死者十七八＂。此时，若南宋朝廷乘胜追击，不仅有望收复中原，更能赢得北方百姓的民心。然而，宋高宗赵构却在军事占优的情况下，不顾战局，急令岳飞撤军，并下达了那著名的＂十二道金牌＂。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岳飞的慷慨誓言，代表的不仅是他个人，更是千千万万流离失所的北方百姓的心声。然而，宋高宗心中，却只有保住自己皇位的算计。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靖康之变后，当徽、钦二宗被掳至北方，大批北方百姓为躲避战乱，不惜千辛万苦逃往南方。他们期盼着南宋朝廷能够庇护自己，给予安居之所。然而，宋高宗的态度却让这些同胞心寒至极——只要金国一提出要人，南宋竟然毫不犹豫地将这些北方同胞遣送回金国统治区。 一位从河北逃来的书生曾记录道:＂吾等北来，历尽艰险，为何天子竟如此无情？难道吾等不是大宋子民乎？＂这种背叛行为，让许多北方百姓对南宋的信任轰然崩塌。 苏辙在出使辽国后，写给皇帝的奏章《二论北朝政事大略》中记载，早在辽国中后期，幽云地区的汉人就已对北宋没有特别感情。＂燕云汉人随事俯仰，契丹至则顺契丹，夏国至则顺夏国，金人至则顺金人，王师至则顺王师，但营免杀戮而已。＂这句话道出了生活在战乱频繁地区百姓的生存智慧——谁来都是爷，只求活命罢了。 更令人唏嘘的是，在幽云以北，那些被契丹掳掠去的汉人，经年累月与异族杂居，竟然胡化了。正如苏颂所说:＂虏中多掠燕、蓟之人，杂居番界，皆削顶垂发，以从其（契丹）俗。唯中衫稍异，以别番汉耳。＂身份认同的迷失，正是南宋统治者对北方百姓放弃的直接后果。 在绍兴和议中，宋高宗的表现更是令人痛心。他不仅在官方上承认了金国对幽云地区、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河南的统治合法性，甚至一口气割让了宋金边境的唐州、邓州、商州、秦州四州给金国。这四州的百姓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被＂卖＂给了金国，当地曾有歌谣唱道:＂朝为宋家民，暮作金邦奴，谁言君与父，不过是虎狼。＂ 韩侂胄站在朝堂上，雄辩滔滔，力劝光宗皇帝发兵北伐。这位身兼右丞相和枢密使两职的大臣，正是南宋＂开熙北伐＂的主要推动者。表面上，他是为了收复失地、复兴汉室；实际上，这不过是他与主和派斗争的政治工具。 当我们回溯南宋的历次＂北伐＂，一个惊人的真相浮出水面：那些看似轰轰烈烈的北伐行动，实质上都是朝廷内部政治斗争的产物。岳飞的四次北伐，也不例外。对南宋统治者而言，北伐不是为了收复河山，而是一场政治表演，是争权夺利的工具。 岳飞的最后一次北伐中，他率领岳家军一路势如破竹，攻下郑州、洛阳等地，直至郾城（今河南临颍县）。在这里，岳家军大败金军主力，将金军统帅完颜宗弼打得狼狈而逃。此时，中原尽在掌握之中。然而，正当大军准备乘胜追击时，宋高宗赵构却连下十二道金牌，紧急召回岳飞。随后，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宋金议和，之前收复的土地又被拱手相让。 与此类似，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海陵王完颜亮南侵，南宋抵抗成功。这本是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然而南宋朝廷却选择了再次议和。直到孝宗即位后，主战派才又有了声音。隆兴元年（1163年），在张浚等人主导下，宋军北伐，一度收复了淮北十余州，但随后又因朝中斗争而功亏一篑。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韩侂胄主导的两次北伐。淳熙十六年（1189年），韩侂胄开始逐渐掌握权力。他得到主战派支持，计划收复北宋故地作为政绩，同时打击政敌主和派。然而，这两次北伐——＂隆兴北伐＂和＂开熙北伐＂——都以失败告终，韩侂胄最终被政敌所害，南宋从此再无北伐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