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范绍增对他的七位姨太太开口说：“现在国家提倡一夫一妻，我只能留下一个。”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肯定能留下，结果范绍增最终的选择，彻底让所有人都傻了眼。 范绍增，1895年出生于四川渠县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幼聪慧好学，年少时便展现出卓越的才华和极强的责任感。他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风雨飘摇的近代时期，国家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 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他从一个乡间学子逐步成长为驰骋沙场的“不死将军”，不仅因为军事才能出众，更因他始终将国家兴亡放在个人荣辱之上。 年少时，范绍增考入军校，随后投身革命洪流，参加北伐战争，接着在抗日战场上奋勇杀敌。他曾亲自带领部队深入敌后，攻坚克难，为抗战胜利立下赫赫战功。 他坚决反对贪污腐化，行军途中时常亲自查哨督战，军中将士敬他如父。他甚至自掏腰包筹措军费，用自家的土地、金银支持前线物资补给。也正是这种舍身为国的精神，让他赢得了“军中清流”的美誉。 范绍增的一生虽多风雨，却始终不改其赤子之心。他身居高位，却不摆官架子，生活节俭朴实。在私人生活方面，他虽身处封建社会、受时代影响而拥有七位妻子，但在处理家庭关系上，也展现出极强的责任与公平。 他能够平衡多个妻室之间的矛盾，家中和睦，子女教育得当，这也体现出他个人情感上的细腻与智慧。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进社会改革，其中一项关键制度便是实行一夫一妻制。这对范绍增而言，不仅是一项政策上的适应，更是一场情感与责任之间的艰难抉择。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能继续维持原先的多妻制家庭，但面对七位与他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妻子，他无论如何也无法轻易割舍。 那日，阳光从窗棂洒入堂屋，七位妻子被齐齐召唤到堂前。 范绍增面色凝重，站在中堂前，看着这群陪伴自己多年的女人，沉声开口道：“现在全国解放了，根据要求，要实行一夫一妻制了，我也不能例外，所以，我只能留下一个妻子，其他人，我希望你们能找一个好人家，是我对不住你们。” 这番话像一块巨石砸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满屋惊愕和低泣。每一个姨太太都不敢相信，那个对她们体贴入微、从不偏私的男人，竟要亲口做出这样的决定。她们都以为，自己或多或少会是“唯一”的那个。 七姨太何署熙最是年轻貌美，聪慧机敏，深得范绍增喜爱。她一直以为，这样的宠爱足以让她稳坐正位。她抬起头，一脸期待地望着范绍增。可范绍增接下来的话，彻底击碎了所有人的幻想——“我决定留下文澜。” 文澜是他的原配妻子，与范绍增成婚时年仅十六岁，婚姻乃父母之命。年轻时的文澜容貌秀丽、性情温婉，婚后，她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侍奉公婆，抚育儿女，即便范绍增长年征战在外、纳妾不断，她始终恪守本分，从未埋怨一句。 站在七位妻子面前，范绍增的眼中有着深深的歉意与尊重。他缓缓说道：“文澜如今已过知命之年，若无我庇护，日后难以为生。而你们都还年轻，还有未来可以去追求。” 这不是简单的选择，更像是一种担当与补偿，是他对那个默默为家付出一生的女人最后的守护。 泪水在何署熙的眼眶打转，她虽然痛心，却没再争辩。其他姨太太也终于明白，范绍增并非无情，而是将人情与现实做出了最难也最公正的权衡。她们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结果，虽然心中悲怆，但没有一人埋怨。 分别并非决裂，而是各自走向新生。范绍增深知这些年来众妻所受之苦，他不想她们在离开之后过得凄苦，于是为每位妻子都准备了丰厚的财物与田产，有的在城里置办房屋，有的在乡里安排庄园，只为她们能够有一个体面的归宿。 何署熙提出想到香港发展，范绍增没有阻拦，反而动用了自己的关系为她安排通行与住宿，并嘱托她：“那里虽远，但你才情出众，必有天地。”这一别，或许再无重逢，但他心中的牵挂未曾减少半分。 其余几位妻子也陆续各奔前程，或再嫁，或从商，从此不再介入范家的事务。唯独六姨太叶邵芳哀求：“将军，我无家可归，求您别赶我走。”她泣不成声，紧紧拽住范绍增的衣袖不放。 这件事被报至上级后，出于特殊情况的考虑，最终批准她作为“家属”继续留在范绍增身边，但不再以“妻子”名义相处。她从此隐居府中，甘愿做一个影子般的存在，默默陪伴范绍增直至暮年。 范绍增晚年定居郑州，担任政府安排的职务，依旧关心国事，偶有旧部前来探望，他总是笑着回忆当年的峥嵘岁月。他身体日渐衰弱，却从不懈怠，直到1977年病逝，享年83岁。他的灵柩上没有厚重的排场，唯有一面历经风雨的军旗随风飘扬。 他的去世令无数旧部痛哭流涕，他们知道，这位将军，不仅在战场上铁血无情，更在生活中重情重义，用行动书写了一个士人的全部品格。 范绍增的故事，并非只是战争与家庭的记载，它更是一种人格的投影。他生活在旧社会，却能在新制度下作出最艰难的选择；他深受旧礼教影响，却懂得如何在变革中坚守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