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想枪毙一个逃兵，写手令时毙字不会写，就想改成打200军棍。但棍字也不好写，

张宗昌想枪毙一个逃兵，写手令时毙字不会写，就想改成打200军棍。但棍字也不好写，张宗昌突然笑出了声：看来是那小子命不该绝，把他放了吧。逃兵也没想到，因为张宗昌是文盲，自己捡了一条命。 张宗昌这家伙，1881年出生在山东掖县，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小时候只读过一年私塾，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利索。没文化，但他胆子大，身高一米九，闯关东时干过苦力、当过土匪，后来靠着日俄战争的机会，给俄国人跑腿赚了点钱。辛亥革命后，他拉起队伍投靠革命军，可没多久就叛变，投了北洋军，1916年还派人暗杀了陈其美，帮冯国璋立功。从此，他跟着北洋军阀混，1922年投靠张作霖，1925年终于爬上山东军务善后督办的位子，成了山东的土皇帝，手握重兵，横行一方。 这人没啥正经学问，满脑子都是打打杀杀和捞钱的主意。山东老百姓提起他，咬牙切齿的多，拍手叫好的少。他收税收到鸡蛋上，镇压百姓心狠手辣，连自己的兵都管不住，抢劫闹事的常事儿。可就是这么个粗人，却因为一次“文盲操作”，让一个逃兵捡了条命。 张宗昌当山东老大那会儿，军营里抓到一个逃兵。按规矩，逃跑是大罪，得枪毙杀鸡儆猴。张宗昌脾气火爆，立马下令枪毙。可军阀混战那年代，军队里没啥正规流程，手下递上纸笔让他写手令。张宗昌抓起笔，准备写“枪毙”，可“毙”字咋写，他脑子一片空白。小时候那点私塾底子，早忘光了。他不甘心，觉得丢不起这人，改口说打两百军棍得了。可“棍”字一写，又卡住了，想半天也没辙。 这时候，张宗昌突然乐了，哈哈一笑，说这逃兵命不该绝，干脆放了吧。逃兵本来吓得魂儿都没了，结果稀里糊涂捡了条命。这事儿传出去，军营里都拿它当笑话讲，说张宗昌这人真够奇葩。不过细想想，这事儿挺能说明问题：一个大字不识的军阀，能混到这地步，靠的不是文化，而是拳头和运气。 张宗昌放走逃兵，听着好笑，可背后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军阀混战时期，教育稀烂，能识字的都不多，更别说张宗昌这种草莽出身的家伙。他小时候家里穷，没机会读书，长大了靠打打杀杀上位，压根儿没时间也没心思学文化。当时军队里，军官不少都是大老粗，能写自己名字就算不错了。张宗昌不会写“毙”和“棍”，荒唐归荒唐，却也符合那个时代的逻辑。 这事儿还反映出军阀管理的混乱。枪毙人得写手令，可张宗昌连字都不会，手下也没人敢提醒他，最后不了了之。换个有文化的军官，逃兵估计没这好运。说白了，张宗昌的无知，意外救了人一命，但这不是啥仁慈，而是他自己的局限闹的笑话。 张宗昌在山东当政那几年，老百姓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他收税收到骨头缝里，田赋加倍不算，还搞出鸡蛋税、窗户税，啥都得交钱。为了多捞钱，他设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机构，光收税的就有上千人。山东人背地里骂他“混世魔王”，可他压根儿不care，只顾自己腰包鼓不鼓。 他治军也乱七八糟，部队军纪差得要命，士兵抢老百姓东西是家常便饭。反对他的人，动不动就被砍头，民间流传的“切开亮亮”就是说他杀人的狠劲儿。张宗昌还想装文化人，花钱重刻十三经，办了个山东大学，可这大学学生得给老师下跪，学的还是四书五经，被人笑话成“亚历山大”。这些事儿，都盖不住他粗野的本性。 张宗昌的好日子到1928年就到头了。张作霖被炸死，奉系军阀散了架，他只能逃到日本。1932年，韩复榘请他回山东“共谋大事”，他信以为真，带着残部回了济南。可韩复榘压根儿没安好心，宴请他时，他喝得醉醺醺，结果发现不对劲，想跑已经晚了。 那天在济南火车站，郑继成和陈凤山冲出来报仇。郑继成是张宗昌枪毙过的郑金声的侄子，带着血海深仇来的。一枪打中张宗昌胯部，他跑不动了，又一枪爆头，当场毙命。郑继成喊着为民除害，被抓后舆论一边倒支持他，最后还被特赦。张宗昌死得惨，连棺材都没人卖给他，尸体被草草埋了，落了个凄凉下场。 回头看那逃兵的事儿，虽然是个小插曲，却挺耐人寻味。张宗昌的无知，意外让逃兵活了命，可这不是啥值得夸的仁慈，而是他自身的荒唐。他放人，不是心软，而是自己没本事写字。这事儿既让人觉得好笑，又有点唏嘘：一个没文化的军阀，能在乱世里横行霸道，可到头来，连自己想干的事儿都干不成。 这也让人不禁想想，当时的社会得多乱，才能让张宗昌这种人当道？逃兵捡了命，算他运气好，可更多的人，在那年代连这点运气都没捞着。张宗昌的文盲笑话，不过是乱世里一个小小的缩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