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周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内与多位高级干部会谈。然而正当会议进行到紧要之处时，突然一声脆响打断了会议。紧接着，保卫人员奔赴二楼，居然在玻璃上发现了一枚子弹。顿时，在场干部无不震惊，而围绕着1966年人民大会堂枪击案的调查，也就此展开了。

事件发生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们立马行动了起来。技术科的人员先是来到现场勘察，剩下许多同志则在周边摸排调查。当时，在现场离枪击位置最近的是一名叫张善兰的服务员，她当时刚好正在擦拭二楼的玻璃，结果一颗子弹突然袭来，一下惊的她站立不稳。

而当初出于安全考虑，人民大会堂的玻璃都是特殊定制，并且有加厚设计的，内外分为两层。但即使是这样，这枚子弹依旧是完全射穿了外层玻璃，并卡在了内层玻璃上。如果当时它的穿透力再强一点儿，那后果则完全不堪设想。

为了尽快破案，北京市公安局调动了最精尖的刑侦人才，很快确定了枪击者所使用的子弹和枪支的类型。根据弹道分析，工作人员也推断出了枪击者开枪时所处的位置，应该是在大会堂北面的长安街处。

得到这个重要推论后，办案人员为之精神一振。因为枪击案发生时正是上午10点，是长安街人流量最大的时间段。因此，凶手如果是在长安街的某处作案，那肯定会有目击者，也会留下物证。

但一番调查取证后，令办案人员泄气的是，纵然公安干警们对长安街进行了地毯式搜索，还排查了案发时段路经的近千辆车，但这名枪击者居然就像幽灵一样，没有留下一丝有用的线索。就在案件调查进入僵局之际，周总理的一句话，却打开了办案人员的思路。当时，周总理了解过案件进展后，他指示办案人员，不要只把目光放在长安街，要看向更远的地方。

周总理的一句话，让刑侦专家们茅塞顿开，也许子弹并非直接从长安街射出，也有可能是受到风力等多种因素才飞向了人民大会堂。想到这一点后，办案人员迅速扩大了搜查范围，并以人民大会堂为中心划定了附近五六百米的范围。而且为了不打扰这附近居住的干部领导，公安干警们还采取了最低调和最秘密的工作方式。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排查到南长街时，一位看门大爷提供了关键线索。这位大爷说，李达首长的儿子顽劣异常，经常呼朋唤友在房顶上用猎枪打鸟。得知这一关键线索后，办案人员立刻申请了搜查令进入了李达上将的家搜查，最终在他家收缴了一支捷克产的猎枪，其所用子弹跟人民大会堂玻璃上的5.6mm口径子弹完全一致。

至此，案件基本告破。而经过询问，案件真相也浮出了水面。原来，李达上将的儿子李迪明十分顽皮，经常在房顶用猎枪打鸟。案发当天，他射出的子弹在风力作用下，不慎击中了几百米之外的人民大会堂。

幸好，这个乌龙事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因此周总理也并未深究李迪明的过失。毕竟当时的他也还只是一个16岁的初中学生，所以总理也只是批评教育了他一通。

不过这件事发生后，周总理也看到了一个隐患，民间存有枪支是不利于人民群众安全的。于是不久之后他便对公安部下令，要求制定一份枪支登记管理的具体方案，由此，我国全面禁枪的序幕也逐渐拉开。时至今日，相比世界上其他动荡地区和枪支泛滥区，我国的社会治安却非常的好，也不得不说要归功于当初周总理的高瞻远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