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耶伦未到，舆论先行

最近耶伦未到，舆论攻势先行，某位在中国知名度很高的美国经济从业者发表了自己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我们简单来概括一下，就是这位美国宏观经济的“野生国师”认为，中国很可能会迎来毛泽东思想的兴起，同时会加强“大一统”的整体协调能力。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双喜临门”的事情，在“野生国师”看来却是会导致中国像日本一样进入到“失去的十年”。

“毛主义式日本失去的十年”，这个词就是该篇文章的核心“观点”。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比较奇葩的，因为“毛主义”，和“日本式失去的十年”这两个东西就不兼容。

首先来说毛泽东时期的中国，那是中国主权能力的巅峰，不但有抗美援朝，而且有对印自卫反击战，还跟苏联在珍宝岛干过仗，可以说是凡是试图在军事上跟中国掰手腕的不论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如何，最后都是失败。而且当时的中国是意识形态的输出国，在世界范围内可谓是呼风唤雨，自成一派。而日本失去的十年是指的九十年代，那时候日本的主权是被阉割过的，背着战败国的历史包袱，本土有美国的驻军，领导人可以随意被外国势力更换。一个主权强，一个主权弱；一个有核武器，一个没有核武器；一个有强大的军队，一个没有独立的国防力量；一个独立自主，一个附人骥尾。

其次，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是产能不足，国内生产的商品供不应求，需要配给制来供应部分物资。而九十年代的日本则是产能过剩，试图在全世界去倾销自己的产品而不可得。一个生产匮乏，一个生产过剩，这两个也是完全相反。

所以这二者本来就是泾渭分明，南辕北辙。但是在世界史上有没有一个时期真的发生过在政治上类似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在经济上类似九十年代的日本的结合时期呢？

你别说，还真有，那就是1932年以后的美国。

美国的1929年大萧条，就是产能过剩导致的。而罗斯福在1932年荣登美国总统的大位之后，正是美国主权能力的巅峰之际。可以说这个时候的美国，正是在经济上有着九十年代日本的生产能力，也在政治上具备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主权维护能力，并且当时的美国还建立了一个强力的中央政府，并且勇于对市场的进行宏观调控。

那个时候的美国跟现在的美国是两个朝代的产物。现在的美国是以金融服务业为立国根基的，而那个时候的美国则是以工业制造业为立国的经济基础。

罗斯福时代的美国，在主权维护上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一样敢于斗争，集中了国家资源勇敢地介入了世界大战，打赢了纳粹势力，与苏联中分天下，同时挤兑垮了当时世界上最大“金融国”——大英帝国的全球金融霸权，同时针对美国国内“锄强扶弱”，对垄断势力来了一次肢解。

罗斯福时代的美国，在经济上也与九十年代的日本类似，那时的美国产能严重过剩。美国为此不得不由国家力量来对市场进行干预，对落入困境的制造业产业予以纾困，同时大量运用计划经济手段来协调生产工作，使得当时美国国内的舆论汹汹，纷纷指责罗斯福在美国搞共产主义、美国的营商环境太差。

罗斯福的美国正是在政治上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类似，而在经济上与九十年代的日本同属。

二、“罗斯福新政”的失传与断代

美国总统罗斯福，是美国奠定今天霸权的真正奠基人，是美国制造业朝代的“美武帝”。他拳打德国纳粹，脚踢日本鬼子，联苏扶英，让美国在二战中压轴出场，摘了老欧洲积攒了几百年的桃子。

但是罗斯福在美国国内，却被学界刻意掩盖其功绩：

因为此公连任四届美国总统最后死在了任期上。罗斯福能连任四届美国总统，肯定是少不了加强美国中央政府的职能与权限，这与美国现在的“东晋式”财阀权贵与中央政府“共天下”的模式正好对立；

罗斯福的政策重心在实体经济，信奉国家力量勇于干涉市场，站在了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深度介入工业产业链，大刀阔斧地用国家力量来给过剩产业去产能，把政府的金子花在了傻大黑粗的制造业尤其是军工制造业上，跟美国现在金融立国的国策正好相左；

罗斯福在经济上搞凯恩斯主义，用国家的财政政策把国家的钱变成了劳动群体的工资，用类似社会主义的经济手段来“赈济灾民”，让美国后来的社会精英们看了觉得实在是看着不顺眼——“白花花的银子给穷鬼，造孽啊”。而现在的美国是让穷人直接领救济，不让他们劳动，而人类组织的通行的权力分配规则都是“按劳分配”，这就变相剥夺了美国穷人的政治权利，这是金融美国特色的“高福利豢养之术”。而罗斯福是让美国的国家力量和劳动群众之间不隔着金融家，钱是国家花的，以最短的路径进入劳动群众的口袋，这样相当于把资本门阀的权力分给了大众群体。

罗斯福干的事情，可以说就是现在美国所极力反对中国来做的事情。因为如果中国只会用货币政策去帮非生产性资产保值增值，那么中国可以像金融美国保住股市一样保住房地产的泡沫，但是中国不会像罗斯福的美国一样成为“唯一的世界工厂”。

罗斯福上台以后，更是直接废了美国的有产阶层。当时是实物货币体系，美元是有对应的含金量的，即每一美元对应指定盎司的黄金。而罗斯福直接一声令下，让美元的含金量几近“腰斩”。这相当于美国政府直接没收了全社会一半的资产充公。而后罗斯福用这笔钱在国内大兴工程，把钱都花在了制造业升级、基础设施改造等等直接利于制造业度过“荒年”的项目上。当时的罗斯福可没有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去“救市”，当时的美国还是一个制造业大国，没有把股市、房市、债市这些资产池当成个宝贝。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是制造业立国还是金融服务业立国，其社会的结构差距是巨大的，这时候要有辩证思维，不能一刀切迷信别人的经验。是发钱，还发项目给订单，这个区别大了。如果一个制造业国家用货币政策来应对危机，那必然是脱实向虚，资产价格高企而消费被遏制。

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两剂“药方”的性味归经

财政政策，是用国家的钱来刺激制造业，最后的结果就是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竞争力和市场份额的增加，而且钱是落到技术、劳动这些生产力发展要素中去的。中国的新能源车能够逆袭成功，主要靠的就是国家的财政政策的“哺育”，才能安然度过“幼稚期”，成长为世界的主力——马斯克就说过“在没有设置贸易壁垒的情况下，中国车企将在全球范围内“吃掉”其他大多数竞争对手。”用国家的钱来给中国的制造业“抢市场”、“提技术”，最后钱让搞技术的和劳动者挣了，这就是财政政策的效果。上一次美国成功地这么干，还是在罗斯福时期，当时美国靠这一手在大萧条中稳住了自己的阵脚。

货币政策，是用国家的信用来给社会的主要资产“注水”，让资产价格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补充，用国家的钱来给持有这些资产的群体“保驾护航”。正所谓“国家坐庄，稳赚不赔”。现在的美国，用的就是这一招。为此，美国还专门发明了一个概念“MMT”——现代货币理论。这就是说发行货币只要不让生活物资通胀就可以了，至于在资产市场上无论怎么通胀，那都是无所谓的。可以无限超发货币，锚定物就是与货币量同比增长的资产池，只要资产一直涨，货币就可以一直发。所以美国的金融从业者为什么反复强调“美丽的去杠杆”，本质就是把财权给金融服务业，让金融大佬们来决定谁该死谁该活，让资产价格的控制社会资源分配力度上升。可想而知这么做的代价就是牺牲制造业。因为产业资本是在这个格局中是被支配的对象， 那么自然是金融的力量来兼并制造业的产业。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凯恩斯主义搞的是财政政策，要的是维护和做强制造业，宏观调控（国家干预市场）和产业政策（国家给制造业直接注入资金支持）是其主要手段。这是罗斯福时期的美国所应用的手段。

“漂亮的去杠杆”，跟MMT是一脉相承，要的是维持金融业的社会支配力，维护社会主要资产池是其主要的目的（美国的股市、日本的债市、中国的房市，都是资产池）。这是为了维护社会上的存量财富而牺牲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模式，正是美国现在擅长且正在执行的国策。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现在的美国不能再像罗斯福时期那样搞了呢？原因是美国已经不是一个制造业国家了。

四、国家体质与经济政策的匹配

制造业国家，其主业是生产，而生产必须要有计划性。美国曾经的三大巨头：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钢铁大王卡内基；

电气大王摩根；

都是整个行业的整合者，他们都在所属的行业搞出了“计划经济”。每个厂子的产量、销量都是联动的，这在美国叫做“托拉斯”。当时的美国，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托拉斯组织，甚至有牛肉托拉斯等等。

在完全没有政府宏观调控的地方，就会有产业、资本大佬们出来进行产业内部的“宏观调控”。因为只要生产的规模大就必须有组织有计划，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计划经济都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刚需。如果政府不提供计划经济的社会服务，那么产业的整合者就要自己来生成这项能力。

后来这些各行各业的“山大王”们，都被西奥多罗斯福（后来连任四届的小罗斯福总统的叔叔）一并收拾了，被称为“反托拉斯爆破手”，自此美国进入其历史上政府权威最盛的“朝代”。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以海权论而为战略，打造了美国的“一带一路”，以武力来为其强大的产能开路，仗剑经商开始独立于当时的金融霸权体系——大英帝国的体系之外。

正所谓一笔写不出两个“罗斯福”来，在西奥多罗斯福之后，小罗斯福继续在美国搞集中，而小罗斯福借助了大萧条的天时，等于是抓住了市场经济的“小辫子”，所以干脆在政治上也完成了美国的集中化改造。

美国在罗斯福时期以制造业为经济基础的时候，社会化大生产和对外输出实物工业品，就是国家的主要任务。这个时候的美国，实体制造业的政治势力就比较强，此时美国如果像现在这样直接给全民发钱，那么劳动力成本就会飙升，因为如果不劳动就可以挣钱，那么劳动力的价格自然会水涨船高。而国际上只要其他的竞争对手不这么做，美国的商品成本就会比竞品多出一块，这自然意味着美国外贸的市场少了一块。

而在金融服务业的国家，即便想出台产业政策，也是找不到合适的扶持对象的。比如美国要搞大基建，结果到期一看，预算花光了，但是工程完成度却很低。这是因为产业链都在国外，即便有钱但是产业链也无法迁回来，因为没有技术劳动力。一个掌握了自动化开采的技工，可能就可以替代上万人的传统挖矿工作，这种人是与生产链相结合的，是固定于生产线的，并不会轻易随着货币而流动，因为光靠货币是无法在短期内创造出其所需的生产资料的。所以现在的美国金融王朝即便是想要搞产业政策，也是徒劳的。

所以制造业大国，搞财政政策是最有利的，用国家力量扶持和驱动实体产业，而后会转化为劳动者的工资而在全社会流通开来。

而金融服务业国家，只有全民发钱这一条路，因为它没有制造业和足够多的制造业劳动者，所以只能“直升机扔钱”，而后让其全社会的服务价格通胀起来，并且尽可能地维持汇率，以此从国外进口的货物不会造成实物通胀。

所以现在海外展开的这一关于中国未来走向的大讨论，其实是很不同寻常的。因为一帮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来讨论中国是“姓资还是姓社”，这个实在是过于抽象了。本质上，这场风波的本质就是制造业立国还是金融服务业立国的路线问题，就是走独立自主的路线还是依附于美元体系的问题，就是当美国的“祖宗”，还是当美国的“孙子”的问题。

五、华夏生产文明迭代世界秩序

中国跟日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中国没有天皇，却有毛泽东思想。如果毛主席当年手里有日本在九十年代的经济基础，那么恐怕大半个世界到现在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天下。而日本也没有中国的两弹一星和民主集中制，所以日本面对美国的打压，只能自去其势，断臂求生。

罗斯福时期的美国，对内打击垄断财阀、扶持制造产业；对外谁敢挡美国的财路就灭了谁的生路，让希特勒挫骨扬灰，让斯大林都忌惮敬畏之，彻底奴役阉割了日本，还启动了曼哈顿计划。这才是如今中国可以有效类比的经济模式：一个反对垄断势力、资产重新定价、扶持升级制造产业、仗剑经商攻略全球的世界舞台的压轴大腕。

“罗斯福新政”是美国的“祖宗经济学”，是美国现在全球基业的基石。如今的美国不再是一个制造业国家，所以其“祖宗经济学”反而惹得现在的美国野生国师们“莫名惊诧”。

现在的美国，有的是伯南克和MMT，有的是世界一流的货币蓄水池，有的是发达的远程畜牧业，但是却没有了天下尽半的工业产能为驱使，也没有了锄强扶弱之革新能力。但是别忘了，美元作为世界的信用货币，是建立在单极世界的格局之上。当多极世界逐步成型后，美元必然无法久居世界货币的宝座。所谓的美元债务周期，不过是时代的产物，一旦时代变迁，那么往往会有巨鲸搁浅，就像清朝虽然达到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巅峰，却在资本主义时代变成了谷底。

中国是制造业国家，华夏文明是生产文明。其对外输出的实物产品，占领的是世界产能，需要的是全球的市场和自然资源。而美国现在的主要业务实际上是世界贸易的中间商，只不过美国想要操纵货源。

而操纵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产能回流到美国本土，另一个是把产能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仍然在美国“体外循环”。特朗普和他改造过的共和党想选前者，拜登和民主党想选后者。

现在看起来，美国还存在一个“第三派”，那就是以耶伦和达里奥这一朝一野为代表的的“中国退回派”，他们的主张不是替代中国或者产业回流，而是让中国退回九十年代末到08年的模式，专心地做低端制造业，用货币政策搞“美丽地去杠杆”来保住房价，通过通胀来消耗掉超发的货币。

但是这个“中国退回派”其实有两个地方出了问题，一个是国际上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质变，另一个是他们只算了经济账没有算政治账。

（1）一超多强的单极世界走向终点：2000年左右的美国那是什么样的美国，现在的美国又是什么样的美国，当年的美国军力强大，一众小弟兢兢业业，日本德国韩国这三个“制造业殖民地”承包了世界大多数的生产工作。而现在，中国一家等于美日德韩印的工业产值之总和。本来美国的经济制裁是毁天灭地的“经济核武器”，结果俄乌战争一开始，大家发现不过是个“小炮仗”。现在这样的美国，没有实力地位去要求中国退回到2000年左右的世界角色。

（2）舍命不舍财+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达里奥的这个“美丽地去杠杆”，其实就是伯南克无限QE，通过不断超发货币来保金融资产价格的法子。看起来这么做是保住了经济，其实只是保住了虚拟经济，而且还丢失了政权。当国家超发货币然后输送给金融机构的时候，必然是金融机构来主导社会资源的分配细节，但是金融行业又不是一个“锄强扶弱”的逆周期社会角色，所以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并且是垄断行业挤出新质生产力。这么做，护住了有产者的财富，却失掉了劳动者的民心和生产力发展的机会。所以美国在奥巴马这么做之后，就迎来了特朗普这个“掀桌子的”。而中国也在四万亿的恶果显现之后，进入了新时代。在危机来临的时候，护存量资产可以稳定社会，但是如果过度保富人而不保穷人，过度保金融资产而不保实体经济，那么无疑是本末倒置，舍命不舍财，最后的结果就是“现代化的改朝换代”。看似伯南克拯救了美国的经济，其实伯南克也搞出了政治危机，为美国建制派的覆灭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实际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要做，但是必须有一个主次，不能丢了西瓜捡芝麻，要根据国家的特点来选取主要矛盾。这一点上，小罗斯福就非常拎得清——当时，很多人攻击罗斯福新政：前总统胡佛攻击罗斯福新政是“敲富人竹杠”、“社会主义异端”；一些报纸也骂罗斯福吃“烤百万富翁”，称《社会保障法》是抄自《共产党宣言》。这个敢于行权的美国总统，敢于在资本主义国家当“走社派”的总统，成为了美国唯一一个连任四届的总统，并且让美国成为了世界格局的主宰者。

综上所述，美国的这个“中国退回派”注定是无法成功的，因为时代和形势都变了，刻舟求剑和向后看，是没有前途的。

而这一派的发声，也预示着中国、美国都面临着一场发钞权的变革。发钞权就是财富的定义权，也是国家经济基础的选择权，更是国家战略方向的决策权。到底一个国家要以什么为本，要保资产还是要保技术劳动，这个里面的关系比天都大。

中国的金融领域的改革，将在几个月到一年之内大体完成，而美国的政权更迭，也将在今年底见分晓。届时世界的发钞权可能就会经历过去三十年来的首次易手。

作者的话：

达里奥的理论用来分析美国这类金融国家可行，但是用来分析制造业大国不可行。在经济周期的分析方面，周金涛的理论框架最为可行，他是四个周期的叠加，分别是：

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30年的库兹涅兹周期；

10年的朱格拉周期；

3年的基钦周期。

这个体系覆盖了技术革命、资产财富、产业资本、实物生产等多个方面的影响。这套理论体系是社会主义国家流传下来的，并且经过了中国人的改造，所以非常适合搞社会化大生产的制造业强国。

但是周金涛已经去世，他许多的生前预言在最近几年多有兑现。

他曾经指出，信用货币体系可以把通缩“化妆”成滞胀，而这个办法就是达里奥债务周期理论的主要作用。

理解美国可以看看达里奥，但是要理解美国的“祖宗”——大萧条后的美国，和现在的中国，就需要周金涛。

畅明集体在经济周期的研究中，有许多独特的理解，并且从周金涛的理论体系中有所发展，正在完善政治经济的周期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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