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是中国司法史上最为荒诞和讽刺的一幕，站在被告席上的杀人犯对自己的杀人事实供认不讳，公检法却拼命为他开脱，反驳他的认罪主张。

检方本该为受害者发声，可是这一庭审现场，检方却一直在为杀人犯脱罪。

如此罕见的一幕，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不可告人的真相？老实认罪的被告人，是否真的是案件的杀人凶手？

这个荒诞离奇的审讯现场，发生在2020年11月，地点是河北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杀人犯供述的杀人案件，并非近期发生，而是要追溯到26年前，1994年的石家庄西郊。

8月初的一天，当地警方接到报警电话，火速赶到石获公路南边的一片农田当中。田地里种着密密麻麻的玉米，正是人们常说的青纱帐。

拨开层层遮挡，警察进入其中，看到了一具赤身裸体，已经出现高度腐烂症状的女尸。

警察在附近一处机井的杂草丛里找到了死者的裙子和内裤，这些东西成为辨认死者身份的关键证据之一。

配合法医的检查结果，警察能进一步明确死者遇害情况。

经过调查发现，死者名叫康兰，今年已经36岁，平时与人为善，工作认真，没有仇家，也没有和谁产生感情纠葛。

周一那天，工厂里的同事发现她没来上班，也没有请假，觉得有些异常，便组织大伙儿一起寻找，这才在玉米丛里发现可怜的已经遇害的康兰。

她在生前曾经遭受过性侵，被凶手先奸后杀，死状凄惨。

在警方介入调查之后，有群众举报称，他们经常看到一个20岁左右的男青年鬼鬼祟祟绕着工厂转悠，对玉米地也相当熟悉。

这人常常骑一辆蓝色的山地自行车，喜欢跟在上厕所的女同志身后，可能是要偷看。

山地自行车，这是一个关键线索，只要找到自行车，那就能找到犯罪嫌疑人。

此时警察已经先入为主，单方面认定，被举报的小伙子就是奸杀康兰的凶手。

对嫌疑人的逮捕行动开展地非常顺利，很快，警察就通过自行车的位置顺藤摸瓜，找到了一个名叫聂树斌的男人。

他是个扔到人群中马上就能消失的毫无存在感的男人，反应有些缓慢，说话也有些结巴，怎么看都和穷凶极恶的杀人犯不太像。

可是，蓝色山地车的确属于他，他也的确喜欢猥猥琐琐地跟随女同志，从这些客观证据分析，凶手非他莫属。

公安局给出了证明他是凶手的证据，他本人也在被逮捕之后做出了有罪供述。所以检察院根据相关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

仅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能找到凶手，当地警察的办案速度绝对称得上快。检察院和法院的速度也很快，在案发第二年就对凶手做出了最终裁决。

1995年，河北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聂树斌死刑。很快，4月27日，他就被执行了死刑。

在此之前，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甚至没能见到儿子最后一面。

她痛彻心扉地说，自己的儿子，自己最了解。聂树斌从小胆小内向，从来不敢与外人发生冲突，更不敢舞刀弄棒。

让他杀一只瘸了腿的鸡，他都能磨磨蹭蹭大半天，最后丢下一句我怕。

这样的孩子，怎么可能胆大包天，说杀人就杀人呢？

张焕枝心中有一百个疑问，可是没有人为她解答。从公安局到省高院，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所有人都一致认定，聂树斌就是凶手。

她一个没有话语权的妇道人家，又能怎么办？

他们不是没有试过申诉，但所有的材料交上去，最后都石沉大海，不了了之，只能默默接受这个在他们看来并不成立的事实。

就这么过了10年，2005年，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使得聂树斌案件出现了新的可能性。

这个男人名叫王书金，用假身份行走江湖多年，在2005年被邯郸警方找上门时，因为拿不出身份证明，成为了公安机关重点监控对象。

他倒也不含糊，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杀过人。”

据他交代，他在河北老家一共犯下过好几起案件，其中有四起是强奸杀人案，另外几起没有杀人，只有强奸。

在供述自己的杀人罪行时，他提到了一个地名，石家庄西郊的玉米地。

1994年的夏天，王书金在石家庄西郊的玉米地里强奸了一个女人，而后将对方衣服剥光，残忍杀害。

邯郸警方随即展开调查，可是在来到石家庄，与当地警察沟通信息时，却被告知，同年同一地点的确发生过一起奸杀案件，可杀人凶手早在10年前就已经被执行了死刑。

那么，王书金说的话又算什么。逻辑在这里出现了漏洞，各种细节无一不在表明，10年前，司法系统的工作可能出现了重大问题。

当时担任邯郸广平县公安局局长的郑成月很快意识到，冤案或许已经形成，无法挽回。出于对警察职责的信仰，他决定，一定要查出真相，让死者康兰真正瞑目。

王书金的事情经过媒体报道，很快被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知晓。她重燃信心，开始积极奔走，发誓要为儿子讨回公道。

郑成月被一个母亲的力量所打动，内心更是干劲十足。作为一名警察，如果不能做到维护司法公正，为蒙冤者发声，那他不如脱下身上的衣服，当个普通人。

他大量查阅10年前的卷宗和各项资料，不放过每一处细节，越看越觉得漏洞百出。

聂树斌的认罪口供不对劲，嫌疑人的作案时间不对劲，对犯罪现场的细节指认也有问题。他不明白，这么明显的问题，当年的警察为什么没有发现。

难道说，他们是太过固执，不肯推翻自己先入为主的印象。还是说，他们只是想应付任务，尽快收场，不惜冤枉一个好人。

在明确案件细节，并且结合王书金的口供分析之后，郑成月认定，聂树斌是一个被冤枉的无辜者，张焕枝承受的是冤屈之下巨大的痛苦。

他能做的，除了在能力范围内推动案件重审之外，还有利用私人关系，为张焕枝找律师，找专家。

如果没有他，张焕枝不知道该怎么坚持下去。

可让他们愤怒的是，2007年，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对王书金做一审判决时，并没有衡量聂树斌案的相关因素，只是单纯因为其他受害者的情况而对王书金判处死刑。

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明明王书金在法庭上大声说，1994年夏天枯井附近的死者也是被自己所杀，认罪态度十分积极，检方却坚持声称，此事与王书金无关，为他开脱。

本质上，检方的开脱也好，狡辩也罢，都是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而已。

如果承认王书金是杀害康兰的真正凶手，那就代表聂树斌是无辜枉死，代表他们的调查取证和司法审判出现了重大失误。

到最后，社会舆论的矛头不仅会指向施暴者，也会指向他们自己。

所以为了自保，他们宁可牺牲真相，牺牲公道，牺牲司法权威。

郑成月作为为聂树斌翻案的头号人物，在2009年遭到针对，被迫提前离开岗位，从副局长变成了普通警察。

工作变动，身体出现问题，收入下降，郑成月的生活处处是艰辛。2015年，他们的房子甚至都被法院冻结，举步维艰。

那些为张焕枝和聂树斌母子发声的律师、检察官等人，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

即使状态越发糟糕，他也没有放弃对真相的执着追求。而他收集到的一系列关键证据，足以为聂树斌做无罪辩护。

郑成月等人查到的关键问题和线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口供问题。正常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无论做出无罪口供还是有罪供述，他说的所有话，都应该被审讯人员真实完整地记录下来。

可查询聂树斌的口供，他们却发现，只有9月28日做有罪供述时的口供被记了下来。而他被逮捕的时间是23日，最开始5天的口供，资料中却一片空白。

这个举动，已经严重违反了程序正当的规定。

而且，聂树斌的有罪供述也是前后矛盾，他对于作案时间的记忆反复不定，9次口供有6次都在变动。

其二，作案时间存在很大疑点，与聂树斌的日常作息时间对应不上。

工厂的下班时间是下午5点，除非他会瞬移，否则他不可能在下班的同一时间，马上到5公里之外的地方犯案。

其三，10年前的调查人员隐瞒了一个重要证据。

他们专程从工厂调取了考勤表格，进行时间上的比对。郑成月不相信，他们没有发现问题。

而且在比对完毕之后，他们没有把考勤表还给工厂，也没有把表单放进证据材料当中。很显然，这又是一个重大失职。

其四，王书金的口供中提到了一个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的现场线索，聂树斌的口供则完全没有提到。

王书金说，当年杀人时，他把受害者的钥匙丢到了不远处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具体地点，他也有很深的印象。警察拍摄的现场图片中，确实有这串钥匙的存在，而且方位和王书金的口供能够对应。

如果不是现场亲历，王书金不可能知道这个细节。

至于聂树斌，他的口供完全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反而对其他无关紧要的细节重点阐述，一花一草都说的清清楚楚。

换位思考，一个真正的杀人凶手，恐怕很难花那么大力气去观察周边的环境。他说得清楚，很大可能是被人要求这么描述。

即便证据已经如此明确，2013年，河北法院仍然拒绝推翻原来的审判。

好在第二年，中央出台新规，最高人民法院指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案件，打破人为阻碍，做异地调查审理。

2016年，希望的曙光终于来临，最高人民法院宣布聂树斌无罪，公道没有被黑暗覆盖。

2020年，王书金还在强调自己杀害康兰，检方却还坚持为他开脱。

法网恢恢，事实不容狡辩，2021年王书金被执行死刑时，法庭认定他的杀人人数为3人，未遂1人，把康兰包括了进去，也算天理昭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