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修惠
回顾半个世纪的峥嵘岁月，使我难以忘却的，是建国之初的那一场轰轰烈烈“向文化大进军”的情景。这不仅因为我曾亲身参与其事，更重要的是这次大规模的文化教育，在我军建设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一页历史似乎被史家们淡忘了。近些年，我翻阅若干史书，很少见到有这段历史的记载。这令我困惑，也促使我写这篇短文，想通过亲身的经历和感受，从一支部队的具体情况，反映当年那场学习运动的部分面貌，以期引起史学家的关注，对这段历史加以研究和阐发，给予应有的评价。
老帅的教诲解放初期那次“向文化大进军”，是一次在军委、总部统一部署和领导下的全军性的行动。1950年8月1日，毛主席签署发布了《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这个指示也是毛主席亲自撰写的）。指示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我军面临的新任务，以及指战员文化太低的情况，决定部队“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并对部队实施文化教育作了十项规定。这个指示下达后，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集中时间，集中力量，严密组织，深入发动，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声势浩大的“向文化大进军”的学习运动就在全军展开了。当时领导我们21军的浙江军区、第7兵团和华东军区、第3野战军的领导机关，对部队的文化教育抓得很紧。及时通报各部队教育开展的情况，介绍传播教和学的先进经验，宣扬典型人物事迹。每次召开文化教育会议，主要领导同志都会作指示。给我留下极深印象至今未忘的是在南京一次会议上聆听陈毅司令员和刘伯承院长的讲话。陈司令员着重讲在部队进行文化教育的意义，大意是：旧中国文化落后，文盲众多。我们革命走的又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我军长期在农村环境中活动，部队成员绝大部分来自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然而，这些大字不识的庄稼汉，还是很聪明的。他们一旦走进了革命队伍，接受党的领导和教育，在斗争实践中充分显示出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在同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势力的作战中，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涌现出无数智勇双全的英雄人物。“泥腿子”终于打败了“黄埔生”，夺取了革命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这些战争中的英雄，如果再掌握文化知识，那就如虎添翼，就能造就出大批新时期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骨干，胜利完成党和国家赋予我军的新任务。因此，当前进行的这一场文化教育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当时任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同志，是应陈司令员的邀请来参加会议的。刘院长讲话前，陈司令员先向大家作介绍，他说，刘院长不仅是著名的军事家，也是大教育家，对教育有丰富的经验和精辟的见解。因此，尽管刘院长教务繁忙，我还是把他请得来给我们会议作指示。我刚才讲的都是些一般化的东西，供你们参考。刘院长的讲话，你们一定要用心听，回去认真贯彻执行。刘院长讲话，不像陈司令员那样慷慨激昂，而是学者、长者式地从容道来，条分缕析。他说，我们教育的对象，是有一定斗争实践和生活经验的成年人，我们要把握他们的特点，才能有效地实施教学。首先，还是要提高大家对学习的认识。我们一些工农出身的同志，虽然尝到了许多没有文化的苦头，有学文化的愿望，但长期的生活环境，造成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学习习惯，打仗干活很踊跃，一旦让他们坐下来读书、认字、做算术题，他们就会头疼坐不住。要使这些同志明白，旧社会劳苦大众没有学习的权利，我们现在有机会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是在党的领导下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这时，刘院长还讲了他一段亲身经历：他11岁时，随应试赶考的父亲去县城，他父亲虽然熟读四书五经，但因为上辈有人当过吹鼓手，入不了上流社会，被逐出了考场。在讲了这段故事之后，他又语重心长地说，如今革命胜利了，只要我们努力学习，发展上不会再受到歧视和限制了。大家要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权利，刻苦学习，做一个掌握文化科学知识的大有作为的革命者。刘院长说，军委指示规定文化教育的方针是“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我们要认真地研究贯彻。成年人同小孩子比较，记忆力差一点，但理解力要强得多，而理解和记忆又是相互关联的。只要教学中重视联系生活实际进行讲解，效果一定会好。他还说，同战争时期零打碎敲式的学习相比，现在开展的文化教育，算是比较系统正规的了。但是，根据当前的形势和军队的特点，又不能像社会上办学，从小学到中学按部就班地学上十几年，我们要精选内容，改进方法，力求速成。陈司令员和刘院长的讲话，向部队传达之后，各级领导干部和文化教员对文化教育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也激发起广大指战员高度的学习积极性。
学习文化
紧张的学习 丰硕的成果我们21军开展大规模的文化教育，是从贯彻军委指示起到接受抗美援朝任务离开浙江前，历时两年多。其高潮是1952年的扫盲运动。舟山战役结束后，我们军除少数部队执行剿匪任务，大部分单位都陆续转入正规化建设。部队训练按照军委指示规定，以60%的时间进行文化教育，30%的时间进行军事教育，以10%的时间进行政治教育。文化教育，有统一编发的语文、算术课本，各连都配齐了文化教员。这个阶段重点抓干部教育。各营和团机关配有干部文化教员，团单位开办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每周安排几个下午和晚上，让在职干部来学文化。各师教导营办文化队，军教导团设文化训练大队，抽调干部离岗学习。随着提高的需要，各师又办起了速成小学，军办速成中学。为了在战士中尽快扫除文盲，1952年下半年，全部训练时间都用来学文化。经过半年的突击，基本上完成了扫盲任务。军队办事总具有自己的特点。干什么都像打仗一样，全力以赴，连续突击，力求高效率。学文化也如此。当时提出的口号都带有火药味。如“向文化进车”“攻占文化山”，把生字看作敌人，认字叫“抓俘虏”，把难认难记的字看作是敌人的碉堡火力点，认这些字叫“攻碉堡”。在这种形势下，各种速成的教学方法应运而生。“速成识字法”。发明人是西南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其要领是利用注音符号作“拐棍”来识字。教学中，先是“拿起拐棍”，即认识并记住注音符号，学会拼音方法，然后跟着教员高声拼读一个个生字；读了若干遍后，就“丢掉拐棍”，即不读注音符号，直接读字。在认字的过程中结合讲解，一字一音一形一义。通过多次重复和初步理解字义，就加深了记忆。初学识字，一天学10个左右，后来增加到30~40个。每天教的字并不能全记住。但祁建华的说法是，用这个办法教识字“教得多，忘得多，剩下的也不少”。这样滚动向前，多数人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认识了几百个字。识字的巩固，还要靠讲解和阅读课文，把一个字放到一句话里，同相关的字连起来表达一个意思，容易记住。在学会500字以上时，开始练习写作。写文章，在不识字人的心目中很神秘。所以在初学写作时叫“写话”。先让学员口头说一件小事，然后按照说的一个字一句话地写出来。自己说，自己写，自己再读给大家听。原来一字不识的人，看到用自己的手真的写出了一段话、一件事，在欣喜的同时，也打破了对作文的神秘感。为尽快提高写作能力，还推广常青创造的“速成写作法”。根据成年人经历丰富的特点，在写作内容上，不像小学生那样按老师的命题来作文，而是提倡“我写我”把自己经历中难忘的事情，一件件地写出来，这样容易打开学员思路。因为掌握的字有限，在写作过程中要求“绕开拦路虎”，“跳障碍、补窟窿”。即遇到写不上来的字、词先空着，待通篇写完了，再向教员请教，把空缺字词补上。“我写我”活动的开展，在学员中形成了写作的热潮，涌现为出了许多“高玉宝”式的写作积极分子。187团2营战士麻法海就是突出的一个。麻法海出身贫苦，很小就雇给地主家当仆役，受尽了剥削和欺凌。学习中，他以自己的苦难经历写出了好几篇文章。其中一篇题为《马桶怎能刷得香呢》很受大家赞赏。刷马桶是麻法海在地主家每天必干的活。几只木制的马桶，每夜都盛着屎尿，年深日久，马桶都被粪便液汁浸透了，即使反复刷洗，也难完全消除臊臭味。主人很挑剔，只要闻到一点味儿，麻法海就要受处罚。刷马桶的事使他吃尽了苦头。麻法海在识了字，能拿起笔来把自己这段辛酸经历写出来时，就为文章起了这个题目。“马桶怎能刷得香呢”！这是对地主阶级的控诉，是对他们无理要求的抗辩。类似这样的文章各单位都有许多，有的单位还办过展览，印过小册子。起到了宣扬学习成果、启发阶级觉悟的双重作用。可惜这些作品没有保存下来。练习写作还有一个有效又实用的办法，就是学写信。开始学写信，算是语文课的作业，在教员的指导下完成。当练了一段时间，自己觉得可以独立操作时，写信的性质就变了，脱离教员指导，不用在课堂完成，成为自己与亲属、朋友间沟通信息、交流思想的活动了。原来是文盲，把写字和作文看作是与自己永世不相干的事，如今，经过半年的学习，竟能够亲手写信了，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啊！有的人拿着自己写的第一封信走向收发室时，一路欢呼雀跃，旁若无人似的高声喊道“我也能写信了！”在呼喊的时候眼里噙着激动的泪水，真比打了一个大胜仗还要高兴。这一幕幕动人的情景，至今仍鲜活地显现在我的眼前。有的人家中收到信后，不相信这是发信人自己写的。一年前还是个“睁眼瞎”，家信都请别人代笔，怎么一下子就能写信了呢？有的来信中还要求领导回信证实一下。这段学习的成绩，超出常规，出乎人们的想象，确实是一个奇迹！算术课采用曹卫民（？）创造的“速成算术教学法”。基本做法是，在学加减乘除计算时，先集中时间背熟两个九九表（加法和乘法）；课堂教学精讲多练；应用题要尽量选同部队生活相关的事来出题。实践中，我们各单位的教员又找了许多小窍门，所以小学算术也学得很快。学习求速成，采取的又是运动的方式，行动如作战，经常搞突击，教学双方都很紧张。这就需要调动起人们高度的积极性，要严密组织，加强领导。经过思想动员，旧社会饱受目不识丁之苦的人，如今有了读书识字的机会，学习的热情非常高。为了记住生字，读懂课文，许多人提前一两个小时起床，晚上熄了灯还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读书认字。教员都是浙江和闽北入伍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革命的热情高，工作责任感强，又加上速成的进度，他们同学员一样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有的教速成识字的教员，领着学员朗读生字，喊哑了嗓子；有的教员为辅导少数接受能力差的学员“赶队”，废寝忘食；许多人带病坚持教课。前些日子，同几位当年干过文化教员的战友叙旧，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教速成识字的那几个月，是他（她）们工作经历中最紧张的一段。为了速成，在教学进度上实行“能飞的飞，能跑的跑”的办法。由于人与人之间接受能力的差异，一个班在学了几天之后，距离就拉开了。有的“吃不饱”，有的“吃不了”。只得再重新组合，分成进度不同的几个小组。这样就需要更多的教员，各单位又把一些适合当教员的文书、文工队员、机关工作人员临时抽调出来，充实教员队伍。有些驻地比较集中的部队，为少用教员，还以营为单位统一编班、分组。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先进组的人已经能写信作文了，而“赶队组”的少数人识字还不满二百。这个组的学员和教员都非常苦。不过，这些人经过艰苦奋斗最终还是摘掉了文盲帽子。在组织领导上，也是采取搞运动的办法，主要领导干部亲自挂帅上阵，集中机关的精干力量，组成文化教育办公室，经常深入部队检查督导，及时发现并宣扬典型，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一场向文化大进军的学习运动，就是在这么高度紧张的状态下，经过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教战士识字
那一页历史不该被淡忘在搜索记忆粗略地把当年向文化进军的情况叙述了之后，我的心情还不能平静，往事萦怀，有感慨也有困惑。建国初期那场轰轰烈烈向文化大进军，使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战士，在较短的时间里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础，许多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深造，成为我军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建设、完成保卫国家安全的各项任务的领导骨干。从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的转变时期，在一支基本上由农民组成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军队中，开展这么大规模的文化教育，为那些政治上忠心耿耿且有很好的组织才能但缺少文化知识的人，创造了为革命事业继续作贡献的基本条件。使打天下的骨干也能成为治天下的人才。事实确如陈、刘两位老帅讲的具有重要、深远的历史意义。同一些当年有幸参与“向文化大进军”壮举的老战友说起这段往事，大家都引以为荣。一些经过速成识字扫了盲、后来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至今谈到文化大进军仍然很动情。然而，对于这件大事，在各种史书中却很少提及。为什么会这样，我百思不解。我们21军文化教育能取得显著的成绩，同师资力量雄厚有很大关系。我军渡江之后，从浙东到闵北，接收了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参军入伍。这些同志文化程度较高，革命热情也很高。到部队之后总想多作贡献，以弥补没赶上参加革命战争的遗憾。入伍不久就遇上了向文化大进军，这给他们发挥才智大显身手提供了好机会，于是他们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之中。由于工作职务的关系，我同许多文化教员和管理文化教育的机关干部经常接触，深为他们对业务的钻研创造，对学员极端负责的精神所感动。可是这些为部队文化教育出过大力的同志，不少人在以后多次政治运动中，由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影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陆续离开了部队。在半个世纪之后，来回顾当年那场遍及全军、历时数载的“向文化大进军”的学习运动，我认为那段本该大书一笔的历史不应被湮没；那些为提高部队指战员文化水平竭心尽力作过贡献的人，也不应该被遗忘！（建国50周年前夕写于北京。2000年第1期《军事历史》刊载）
编发：拂晓哨位
来源：王皇义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