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1年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毛主席为领导的党中央排除千难万险，最终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
但民族漫长的道路和使命这才不过是第一步，对于毛主席等人来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身上肩负的光荣使命。
也正是如此，在新中国解放前，毛主席才召开大会说：“不要当李自成，千万不能志骄意满，更不能为了一时的利益和好处忘了革命的初心。”
而在建国之后，毛主席也多次推托了各种职务待遇和军衔，在军队和党内作出了良好表率，同时他也要求着身边的革命干部以身作则，看淡对荣誉和利益的追逐。
可在一次会议中，他竟然公开对一位老战友的职务级别叫屈，甚至当即下达指示对他重新评级。
那么让毛主席如此关注的这个人是谁?他的待遇又为何会比别人低呢?
革命战士贺敏学
让毛主席喊屈的人叫贺敏学，从身份上讲两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是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所以从伦理上来说，毛泽东还要喊他一句“大舅哥”。
但向来以严格要求对待自己和身边人的毛主席并不是想让贺敏学升官，而是比起这几十年中贺敏学作出的贡献，他的职务简直低的有点不像话。
贺敏学的革命经历要早早的追溯到1927年，当时在国民党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后，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阴影之下，国共合作的破裂早已有所端倪。
令我党人士没想到的是，蒋介石竟完全不顾手足同胞之情，对共产党人大肆捕杀，眼看着我党要经历一场生死存亡的难关，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也彻底拉开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序幕。
不过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在南昌起义之前还发生过一次小暴动，如果不是这次暴动带来的经验教训，恐怕也没有南昌起义的顺利进行，而引导着这场永新暴动的领导者也便是贺敏学。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军阀割据、社会混乱就是那个时代的代名词，对于贺敏学来说，他本有机会过着平稳安定的生活，但是对于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肩负起了革命的重担。
1927年7月，贺敏学和王佐、袁文才等人里应外合，带着3000多名农民军向永新城发动了进攻，国民党反动派虽然有着更好的武器装备，但是眼前疯狂的景象早就将他们的胆子吓破。
永新监狱里的被捕同志们听到外面嘈杂的呐喊声，纷纷抄起监狱的锄头、木棍进行了还击。
没过多长时间，周继颐和李乙燃两位反动派头目缴枪投降，这场暴动的胜利让极大的鼓舞了周遭的百姓革命热情，就连毛主席都盛赞贺敏学“武装暴动第一”。
然而，革命的成功却给贺家带来了灾难。
蒋介石听闻永新失陷，恼羞成怒的他派出重兵前往支援，但等他们到后却发现我党早已秘密转移，为泄私愤的他们将武器对准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对准了贺家的家人。
他们在永新将贺家族人全部逮捕，连续7次对当地烧杀抢掠，倒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下的贺家人有十几个.....
这份家族的血海深仇让贺敏学内疚自责，但也更坚定了他参与革命到底的勇气和信念。
贺家与毛家的不解之缘
暴动之后，贺敏学靠着在当地群众心中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力，成为了永新的县委书记，再之后贺敏学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人——毛泽东。
与毛泽东见面后，一番壮志热烈的革命豪情壮志让贺敏学为之感染，也坚定了他投身革命，奉献共产主义的信心与勇气。
但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贺敏学多多少少受到了有些舆论的影响，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也不过是因为自己的妹妹贺子珍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喜结连理。
虽然在当时两人成婚完全是出于个人意愿的自由婚姻，而且贺子珍也多次表示：“和谁结婚是她的自由，伴侣的好与坏都只和她一人有关。”
但是仍旧有不少风言风语弥漫在贺敏学的耳边，正所谓树大招风，毛泽东的特殊身份也让贺敏学遭致不少非议。
1933年3月，当时我党内部正经历着一次严重的路线危机，李德、博古等人不切实际的瞎指挥，让30万红军队伍节节败退。
关键时刻贺敏学站出来发表看法，指责李德等人的错误，却被扣上了反动的帽子，也正是这三年间的起起伏伏让贺敏学更加感慨革命的不易和艰难，但同样这段对党和人民不离不弃的经历才让他更加成为毛泽东最信赖的革命战友之一。
面对着战争形式的被动，贺敏学的部队一度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身边原先与他共同并肩作战的战友，像何叔衡、瞿秋白等人都在一场场白色运动的恐怖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而在之后的反围剿战争中，贺敏学在一场场突围中接连负伤，在第七次受伤后，中央军委将贺敏学转到了后方从事教学和政工工作。
直到解放战争后期，贺敏学才接到中央命令从后方直接来到前线任职第27军参谋长。
再度出山的贺敏学直接率领部队参加渡江战役，并成为第一支攻破国民党防线，登陆对岸的解放军部队。
要知道在渡江战役前夕，我党军队在海上作战的经验几乎为零，一筹莫展之际，贺敏学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先派遣一小股兵力到对岸探听情况，为后续渡江战役的全面进攻做好里应外合。”
正是这支300人组成的敢死队先行渡江，才为后续大部队的整体作战打探好前线情况。
在第一波渡江解放军登上对岸后，他们化整为零和当地的百姓一起展开了游击战，从内向外前后夹击的态势便让国民党军队迅速溃败，而这次贺敏学出其不意的作战方案还获得了毛主席“渡江第一”的称号。
建国之后的谦让
从1926到1949年，贺敏学在军队和一线奋斗了23年，身上的每一处伤痕都是他为革命奉献的见证，在建国之后，贺敏学的那些老战友们大多数还留在了军区部队任职，但是贺敏学却被调任到华东地区担任了建筑工程部副部长一职。
将一个打仗的将军放在了经济领域其实也能看出党中央对他的格外信任。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经济发展和基础建设可以说是一张白纸，而且刚刚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全国各地基础设施几乎全部毁损，南方地区尤其以上海等地最为严重，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贺敏学承担起了修缮复建的责任。
那段时间的上海街头，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人带着工具，骑着自行车的中年男人在大街上一圈圈的转悠，其实就是贺敏学在实地调查当地的建筑情况。
为了尽快修复建筑，贺敏学通过多方关系找到了许多建筑学家，在多次商议后这才做好城市规划，3年的时间里先是为近3万上海百姓建造了集体住房，又为下步上海建设做好了城市规划。
1955年，贺敏学又被调至西北地区负责当地工程建设，不过组织上给他任命的职务却是副局长，而且因为长期不在军队任职，这次也让他错失了军队的授衔仪式，很多人为他的遭遇叫屈，但贺敏学却说：“我听中央的安排，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荣誉对我来说不重要。”
不止如此，贺敏学还多次向上级请示，要求降低自己的职级职务和行政待遇，所以直到1963年，贺敏学的职级仍然是八级。
当时正巧毛主席召开的一场中央会议结束，贺敏学和主席好久没见便寒暄了几句，对话中主席知道贺敏学的待遇才是八级便问负责人事安排的主管人员：“贺敏学跟着党参加革命这么长时间，就算是要求自降职级，最少也该是个七级待遇吧，现在的八级也太低了，你们是怎么评选的。”
不过贺敏学本人倒是对此毫不在意，回到西北地区的他仍然将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如今发展迅速的福州、厦门、三明等地的工程建设，其实都离不开贺敏学的出谋划策。
结语：
1988年，身患癌症的贺敏学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与众人临别之际，贺敏学仍念念不忘西北地区的建设工作，这份为国为民的精神也让许多人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从建党之初到新中国成立，贺敏学也以身体力行的能力和态度践行着一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正是有这样一个个为了革命事业献身付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新中国的伟大复兴才能指日可待。
史料来源：［1］尹纬斌：贺敏学历险磨难记［J］.福建党史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