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士兵哗变”的高发期，兵哥哥们一言不合就拔刀，被他们干掉的节度使不计其数。

唐朝历史上的第一次藩镇士兵作乱发生在天宝九年，那年朔方军节度使张齐丘因为“给粮失宜”而遭到士兵们的围攻，若不是郭子仪出手相救，张齐丘将成为第一个死在“士兵哗变”中的节度使。

“安史之乱”中，安西军创造了士兵杀害节度使的第一个案例。

安西军由安西四镇、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组成的联军，他们在李嗣业的率领下奉命入关，参加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

“相州之战”中，节度使李嗣业不幸牺牲，安西军自作主张推选兵马使“荔非元礼”（羌族人）为节度使。

军中擅立节度使，这是一件很恶劣的先例，但唐肃宗竟然默认了这个结果，并按照士兵的意愿承认了荔非元礼。

荔非元礼这家伙脾气暴躁，经常打骂士兵，还无故克扣军饷，结果被怒火中烧的兵哥哥们宰了。有了第一次的“内部推选”经验，荔非元礼死后，安西军再次如法炮制，推选白孝德（龟兹国王室后裔）为新任节度使。

面对安西军“连创历史”，唐肃宗还是视而不见，又大笔一挥承认了的白孝德安西、北庭节度使。

从那以后，节度使就成了高危职业，兵哥哥们稍不开心就拔刀。上元三年，河中节度使李国贞遇害，宝应元年，河东节度使邓景山被杀，就连名将李光弼都差点被部下做掉。

李光弼接任朔方节度使后，左厢兵马使张用济密谋抓捕李光弼。眼看又一场兵变就要爆发，兵马使仆固怀恩及时发现并阻止了部下的鲁莽行动。

后来李光弼得到报信，找了个借口杀了张用济。仆固怀恩闻讯，率领五百胡骑包围了李光弼，把李光弼的脸都吓白了。好在仆固怀恩还算有分寸，仅仅用半软半硬的话对李光弼发出了威胁，而没有采取行动。

但这不代表仆固怀恩放下了怨恨，后来他与宦官鱼朝恩联手，逼迫李光弼进攻洛阳，最终导致唐军兵败邙山，李光弼负领导责任而丢掉了朔方节度使之职。

唐朝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士兵哗变是发生在建中四年“泾原兵变”，它差点让大唐提前一百二十年灭亡。

建中四年，河朔四镇仿效战国搞了个“四国相王”，愣是把唐德宗搞成了“周天子”。唐德宗一怒之下令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出兵平叛，岂料李希烈更绝，这家伙居然联合四镇称帝了。

唐德宗只好祭出“最强杀器”——泾原兵马。

泾原军的前身就是前文提到的安西军，这支从西域跋涉入关，足迹踏遍整个北方战区的“流浪军”此时已经安营落户于泾原，所以改称“泾原军”。

当泾原军行进到长安时，按照惯例，皇帝要予以赏赐。但负责劳军的官员居然忘记了，仅仅代表皇帝在城外赏赐了一顿饭食，而且是极其粗粝的“猪食”。

兵哥哥们怒了：咱抛妻弃子给朝廷卖命，却连一顿饱饭都得不到，听说琼林、大盈宝藏无数，朝廷不给咱就自取！

面对士兵们的怒火，节度使姚令言根本不敢阻止。于是这群数千人的军队竟然一举攻破长安，洗劫了皇宫，唐德宗则狼狈出逃，成了继唐玄宗、唐代宗后的第三位“流浪皇帝”。

因为一顿饭引发的“泾原兵变”影响极其深远，随后泾原兵在长安拥立朱泚称帝。后来，负责平叛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又叛变了，唐德宗又被迫从凤翔逃往梁州，大唐命悬一线。

朝廷控制下的藩镇如此，那么，那些不听指挥的割据藩镇会不会好一点呢？

答案非常令人意外，割据藩镇内的“士兵哗变”如家常便饭，节度使们每一杯酒都可能是断头酒，每一句话都可能是遗言，每一觉都可能长眠不起。

都说军队是纪律最严明的一个组织，士兵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中、晚唐的士兵们咋就这么牛呢？

看小标题您可能很奇怪，军队就是军队，能“变异”成什么？唐朝的藩镇还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军队，或者说他们不仅仅是军队，而是军政一体化的政治组织。

由于特殊性，自古以来都要给军队“上套”，让他们成为服务于权力中心的、绝对忠诚的暴力机器，不能有任何自主性。

唐朝的藩镇显然已经“越位”了，他们有了“自主意识”，不再以“服从”为天职，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比如安西军拥立荔非元礼、白孝德，朔方军做掉李光弼等等。

这种自主性，就让军队产生了异于朝廷中心的“第二思想”，矛盾和冲突也随之而来。如果说行政系统的矛盾冲突有相应的机制调整，烈度有限，军队的特征，决定了他们必然会以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且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就是藩镇变异让人头疼的地方，皇帝们不是不想让藩镇听话，问题是他们没有战胜暴力的手段，只能委曲求全。

藩镇的性质为何会发生变异？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核心的问题就一个，那就是藩镇已经演化为庶族阶级寄生的场所、对抗豪门阶级的“第二朝廷”。

唐朝是中国最后一个以豪门士族集团为政治基础的政权，科举虽然给庶族集团提供了进仕的机会，但它只是补充，以门第出身垄断政治资源的豪族成了压制庶族阶级崛起的最大障碍。

当唐玄宗赋予藩镇军政独立的大权，并且割裂了藩镇与中央的人才流动后，那些世代服务于藩镇的庶族阶级以“集体领导”的模式，将藩镇改造成了实现他们个人价值的“第二朝廷”。

这就是藩镇存在，并且走向割据的原因，豪族所拥有的朝廷与庶族所依赖的藩镇，各自拥有不同的生存环境，且完全独立。

不过，就内部而言，朝廷与藩镇又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前者表现为豪族与皇权、宦官，以及几大豪族之间的斗争，后者表现为庶族集团群龙无首的混战。

也就是说，藩镇代表了庶族集团的利益，而藩镇节度使却并不能代表所有庶族阶级的利益。

所谓“庶族阶级”，是指以读书做官（包括从军）为职业，同时又不具备世家特殊政治资源的家族，中晚唐大多数的节度使和藩镇士兵都是这个出身。

很显然，豪族是个“寡头政治”，他们所谋求的是长远利益，几大豪族之间比较容易达成一致。而庶族则是“多头政治”，他们更注重眼前的现实利益，一次分配不公，一顿饭吃不香都能爆雷。

节度使们只能代表他本人，以及少数亲信家族的利益，不可能照顾到所有的庶族集团，这就是藩镇频繁爆发哗变的原因。

最早割据的河朔藩镇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幽州节度使从李怀仙过渡到朱氏家族，最后又被刘氏夺取。魏博节度使从田氏变更到何氏，又被韩氏、罗氏取代。

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庶族阶级缺乏压得住场子的江湖老大，也没办法让庶族阶级的利益达成一致，节度使都是矬子当中拔将军，结果只能是交椅轮流坐。

豪族政治是唐朝的灭亡的祸根，但不可否认，它的运行是有规则的，是从西汉末年历经数百年逐渐完善起来的，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起到过进步作用的政治力量。

我们也承认，庶族阶级取代豪族阶级走向历史舞台中央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但不我们也必须承认，以藩镇为孳生体的庶族集团是一个缺乏法统支撑的怪胎。

社会的进步有时候不得不借助暴力的“破坏性”，但一个没有“建设性”的暴力体系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藩镇就是如此，从一开始它们就是为了对抗朝廷而存在，始终没有形成朝廷存在所必须的内核——运行规则。

唐朝的皇帝们为了削藩付出过惨重的代价，几乎每一任皇帝都曾经雄心勃勃，但基本上都是被撞得头破血流。

最成功的当属唐宪宗和唐武宗，前者其实已经完成削藩，后者接近完成削藩，但二人都在最关键的时刻崩了，导致前功尽弃。

朝廷绝不可能听之任之，玩硬的不行可以玩阴的。

朝廷再窝囊，它的正统地位还在，藩镇内部也总有人打出“尊王”的旗号对付现任节度使，节度使们也害怕朝廷拉拢别的节度使剿了自己，所以，也别忽视了朝廷的“天生神力”。

为了对付藩镇，朝廷最常用的一招就是在藩镇内部给节度使们培养对手，让他们始终处于自相残杀状态。

藩镇那些被排除在核心利益之外的将领、士兵们深谙此道，他们很清楚节度使们与朝廷势不两立，只要他们打出效忠朝廷的旗号，就一定会获得朝廷的支持。

事实上，河朔藩镇那几大节度使家族的更替，背后就跟朝廷的运作密切相关。

这就是唐朝藩镇士兵们厉害的地方，是特殊的历史环境培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