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英国哲学家休谟的自传后，我深受触动。

我一直对于那些权贵和富翁并不特别感兴趣，反而对思想家和学者们充满敬意。

休谟虽然出生在一个英国贵族家庭，但他却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

他在乡村隐居，专心致志地读书、思考和写作。在这期间，他偶尔需要为了生计出世工作，担任一些秘书之类的职务。

直到50岁那年，休谟因出版多部著作而实现了经济独立。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于是，我选择退休回到苏格兰的故乡，决心不再涉足尘世；那时，由于从未拜访过任何伟人，甚至连权贵们也未曾讨好过，我为自己感到自豪，并希望借助隐居来延续这份自得的快乐。如今，我已经五十岁了，我计划在哲学的生涯中度过余生。”

读到这段文字，我深感共鸣，因为这正是我所向往的生活方式。

如果说出身贵族的休谟都过着清贫的生活，那么底层出身的卢梭则经历了更多的艰辛。

卢梭曾经做过学徒、仆役、私人秘书和乐谱抄写员。

尽管他过去有偷窃的行为，以及与贵妇人保持情人关系的经历，但他始终热爱学习，并大量阅读书籍。

直到38岁时，卢梭才因论文《论科学与艺术》崭露头角。

40岁时，他的歌剧《乡村卜师》大获成功，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想要接见他并给予年金。然而，卢梭拒绝接受年金，因为他不想牺牲自己的自由和才华。

在44岁那年，卢梭对巴黎频繁的社交生活感到厌倦，开始了为期六年的隐居生活。

他非常享受这种孤独而宁静的乡村生活。

在这六年里，卢梭潜心创作了几部名著，包括《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和《新爱洛绮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六年的隐居生活，卢梭就无法成为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也恐怕会推迟。

培根于1626年逝世，享年65岁。在他的遗嘱中，他自豪地宣称：“我的名声将流传后世，享誉国外。” 培根的成就确实足以支持这一说法。

与卢梭不同，培根曾长期涉足政治。

年仅23岁便当选为国会议员，随后一路晋升，担任英王詹姆士一世的顾问、首席检察官、枢密院顾问、掌玺大臣和大陆官等重要职务，可谓位高权重。

然而，培根对科学和思想探索的兴趣更为浓厚。

在他60岁那年，被宿敌陷害，革除官职，逐出宫廷。这一不幸事件却为培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他开始全身心投入科学理论的著述。

在培根生命中最后五年的隐居生活中，他虽然生活极度贫困，但科学和思想的追求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安慰。

他甚至后悔没有早点摆脱对政治的沉迷。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学术的进展》。

被誉为近代西方哲学之父的笛卡尔，其理性主义思想对人类思想史乃至全人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也曾在荷兰度过了长达20年的隐居生活。

笛卡尔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期望他能投身政治。然而，笛卡尔对政治毫无兴趣，他渴望探索科学和哲学。

大学毕业后，他没有按部就班地成为一名律师，而是开始了一段长达10年的游历生活。在这期间，他不仅游历欧洲各地，还曾加入军队担任文职工作。

他坚信，书本上的知识已无法满足他，因而致力于从“世界这本大书”中汲取智慧。

在25岁那年，笛卡尔卖掉了父亲去世后留下的采地，开始了在欧洲的游历之旅。

32岁时，他决定隐居荷兰，这一住就是20年。

在这段隐居期间，笛卡尔取得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成就。

他发表了多部重要文集，如《方法论》、《哲学原理》和《第一哲学沉思集》等，这些著作至今仍对世界哲学思想产生着深远影响。

这些西方伟大的思想家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隐居生活，然而他们的选择与我们熟知的东方式隐居生活有所不同。在此，我尝试将它们区分为东隐和西隐。

东隐者，往往因官场失意或不愿同流合污而选择隐匿于山野之间；而西隐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独特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东隐倾向于出世，不问世事，寄情于山水之中，自得其乐；西隐则始终关注天下大事，表现出入世的精神。

东隐往往是消极的，表现为悲观遁世的态度；西隐则充满积极色彩，这些思想家们胸怀改变世界的志向。

由此可见，隐居并不一定意味着出世。相反，西式隐士们是以隐居的方式入世。

隐居并不需要大量的金钱，因为金钱无法堆砌出深刻的思想，更无法培养出自由的灵魂。

在这些思想家的隐居生涯中，他们得以专注于学术研究，避免了无谓的时间和精力的消耗。

在安静的环境中，他们能够深入思考，集中精力进行著述。

由于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和纷争，他们能够更加冷静、理性地看待世界。

通过隐居，他们远离了欲望和功利，使得他们的思想更加客观和深刻。

他们摆脱了名利的束缚，不再成为金钱和地位的奴隶，从而使心灵和思想获得自由。

没有自由的心灵，如何能孕育出伟大的思想？

身为权势的奴隶，又怎能成就自由的灵魂？

这些思想家们，虽然因隐居而显得孤独，但正是这份孤独成就了他们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