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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 杰雷米·勒帕吉，今年34，我将要进行一个完美的谋杀。
这个挥之不去的想法在我脑子里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这次是时候了。达到这个目的的路有些复杂，所以，这才是这次冒险变得更加令人兴奋的原因。
在里尔刑事调查技术团队工作的这十年里，我看到了整整1467具尸体。最早的第一具是一个从楼梯上摔下来的60多岁的老人，他的头皮被撞到的台阶给剥掉了。最后一具可以追溯到两天前，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一个丈夫吃惊地看到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亲兄弟在一张床上。那时他正好从建筑工地回来，这个被绿了的人顺手拿起手上的武器：一把螺丝刀，用着这把螺丝刀插进了与他共度了整个童年的人的肝脏。
事故、自杀、报复、通奸、酗酒……占了全部事件的80%。多数情况下，我们专家会发现某个漏洞并加快调查的解决速度。现在我们拥有的技术和设备是如此先进，根本不会什么东西会逃过我们的调查。有那么一天，在一栋建筑的二楼，没有DNA，没有指状的纹路，也没有发现犯罪现场的任何有用的东西。凶手太狡猾了，不是一般的狡猾，但对我来说狡猾得还不够：我在邻居的门上发现了一个他耳朵的印子。那个杀人犯本来想确认没有人看到他在场再实施谋杀。当警方怀疑到三天前与受害者有过接触的送货员，他们只需要比较这个少有的，对每个人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耳朵印子。
“我们最后总能抓到他们。” 司法警察局长埃尔维·杜里厄有一次是如此说道。在所有我讨厌的人当中，他是我最讨厌了。整个部门的人不是知道他买了一辆奔驰，就是知道他的女儿要结婚了。因为我一个小小的手续错误就当众贬低我，还通知了领导层。我受到了一次彻底损害了我职业生涯的纪律处分。要是这个混蛋在三个月前心脏病发的时候死掉的话就好了。
还有四个月退休的他，吹嘘着自己百分百的破案率。我要向他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在他的追捕生涯本上画下一个漂亮的零蛋，这样就轮到我来笑他了。这是我唯一的动机。一个真正的、不赖的、强烈的动机，这个动机你都无法察觉到。这是完美谋杀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你没有“明显”的动机，你立刻就会跻身于让警察为难的犯罪率中百分之五的行列。要是你和受害者之间有了哪怕一丁点的联系，如果你在某个高中的长凳上或在参观埃菲尔铁塔的队列中遇见受害者，警察迟早会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我只有在最后一刻才知道今晚要偶然杀掉的那个不幸的人。我和她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我们只是住在同一个管辖区。我想被人喊到犯罪现场，然后亲眼目睹杜里厄摔咬断牙齿。所以，我承认这种偶然并不纯粹，但是呢，北方的人口多到不会有人会怀疑到我的头上。对此杜里厄会目瞪口呆，他的职业生涯将在一个悬而未决的案件中落幕。对于一个警察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的了。
我已经选好了杀死她的方式（我说“她”是因为我想对方是一个女人，这样她会抵抗得更少，对我来说就更容易）。行动必须快，武器的话，必须是最常见的，免得给调查人员提供任何可行的线索。枪支的话，会有过多的交叉印证而且可追溯。不要选择任何过于复杂的东西。用日常生活中的、每个家庭都能找到的东西就好了，但要考虑清楚。比如，一把刀会导致两人过多亲密。因为我已经看到很多受害者都是被刀杀了的，很少是一击必杀的。而且吧，血会喷，受害者会喊，太恶心了。
我手边就有一个金属火钩子，圆的，五十三厘米长。我可以把它滑进夹克衫的袖子里，它不是很重，堪称完美的武器。脑袋上敲个两三下就足够了，你好，再见。你要是认为这个场景不是很壮观，对此我很抱歉，但是呢，我不是来制造刺激的。这就只是个尽自己所能、专心并带着敬意杀个人。再说了，我不想让那个女人受苦。
我小心翼翼地清洗我的武器，要在犯罪现场留点炉灰那是绝无可能。这样，就没有人会准确地知道我用了什么打了她。眼下，是冬天，刚好。我穿一件就像连体衣一样裹住我的达马特牌睡衣，然后，毛衣、牛仔裤、一双大码袜子、一件夹克、一双手套。所有这些衣服都是新的而且与我以前穿的都不一样。昨天，我把头发剪很短，我的同事们不会震惊的，他们已经习惯了。我穿上一双专门为这个场合而买的、大上两个尺码的运动鞋。我上车，旁边座位放了一条围巾和一顶黑色羊毛帽，火钩子在我的座位下面。我不会在犯罪现场留下DNA或是指纹。而且，我也不会把耳朵贴到邻居的门上听。总之，我都会选一个孤立的房子，这不就简单化了，而且这样的房子在我们乡下并不缺。啊，对了，我的手套盒里面，还有用来乔装的一副我父亲的眼镜。
我住在里尔郊区的一个小住宅区。我想也许就在现在，会有个不知趣的人看到我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如今，手机、互联网还有那些摄像头无处不在，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做什幺，总有个好奇的人在拍摄你。我必须保持警惕。今天是星期三，和每个星期三一样，我都要去电影院。想必你清楚地知道我们正在谈论的是著名的不在场证据。我不需要它，因为从来就没人会怀疑我，但是呢，我想要在采取行动之前来点让肾上腺素激增的，热身。我走进影院，买了一张我已经看过的电影的票，用卡付的钱，这样我的动作就在我的对账单上显示出来。现在是18点12分，放映时间是下午18点 20 分，有一堆疯狂的人来看，今天上映的是一部美国大片，那是当然，我早就算好了。
我在小心翼翼地从影院出来的时候，觉得人们都在看我，他们发现我的诡计的这种想法把我惊出了一身汗。显然，没有人关心我这个普通人。对于到达受害者那里的交通工具我想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众多棘手问题的其中之一。地铁的话，有监控。来回坐火车，到距离这里十公里左右的目的地，但是，事成之后就晚了，我怕引起注意，尤其是在返程上。再说了，要是我的衣服上沾上一点血的话……于是我开上我的车，离开里尔，淹没在车流中。成为许多人中的某个。 国道41的出口倒是可以尝试一下，我开了出去，大约十公里的路程，我在脑海里回放了整个场景：敲门，用拨火棍打，离开……
我慢慢地在乡间徘徊，穿梭于各个小镇之间，直到偶然看到一条叉路上有个人正把车开进车库。开上那条路的时候，我花时间在头脑里演练下，然后继续上路，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孤立的住所，单身女性，车库里没有其它车辆。我把车停在 500 米外的一条没有路灯的街道上。然后暗暗地把拨火棍滑进我的袖口。沿着人行道，我把围巾绕上脖子，戴上帽子，手套，往鼻子架上我父亲的眼镜。它们只是稍微模糊了我的视力。我迎面交错而错了的两个人，他们看到走在路上的不只是一个男人。他们看到走在路上的是一个戴眼镜的男人…… 以防日后有人要他们描述我，懂了吧。
五分钟后，我绕回到目标的花园。我记得不错，完美的地点。周围有树还有田野，道路是凹进去的，没有左邻右舍。我的大脑以每小时 100 英里的速度运转。我特别检查了手套是否佩戴正确。黑夜保护着我，我是不可见的。我站到厨房的窗前，尽可能地审视眼下的情形。没有狗，没有摄像头，显然是没有警报器了。女人正在看笔记本，与此同时，微波炉正在倒计时。她很迷人，三十多岁，看她对着屏幕微笑的样子，我觉得她应该是恋爱了。我的心在胸口砰砰直跳，血压上升，万事俱备：所有条件都满足了。眼下，现在，我有个杀掉人的可能。做出最令人发指的行为，终止一个生命。但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摧毁杜里厄，就像他之间摧毁了我一样。我既不是怪物也不是变态，这个女人受到的只是间接伤害。明天，我会回去上班（我肯定会回到这里），中午和我的同事一起吃三明治，然后，继续帮助警察抓捕真正的杀人混蛋。而且，我每天都会看着杜里埃用尽全力追查这件他永远无法解决的事。
我敲了敲门。如果房主不开门，或者有任何会收到牵连的危险，我就去别的地方，这就是我的手段高明的地方。如果她开了门，就会推断出她认识袭击者。我只是想着自己并没有一整晚的时间，因为我更想在电影结束前杀人。我听到门里传来一阵脚步声。有人过来了。我的右手紧紧抓住还藏在袖子下面的武器的一端。我快速撇了一眼乡间的路，视野里一个人都没有。
我必须承认我有筹码。我犯了什么错误了吗？不，我知道自己没有。她问是谁，没有开门。门上有一个猫眼。我用左手打开钱包放到身前。
“晚上好，警察。”
里面是一张打印的警察证件，虽然我不是警察，只是一名现场技术员。我没有多说什么，我随即听到锁孔里有钥匙转动的声音。门打开，她现身了。
“是我爸爸叫来的吗，是吗？”
我向前进，她向后退。我在脚后跟里面，我推开门，接着松开手指，拨火棍滑下，直到我抓住另一端。一瞬间，她明白了，但为时已晚。金属棒划破空气，在她转身逃开的时候猛然打在她的头颅上。我没有完全击中，拨火棍的边缘刮到她左耳，她尖叫着双手抱头，继续跑。该死的。这个混蛋开始流血了，她转身跑进厨房。她不停地尖叫说有人想杀了她。我觉得我的胸膛要爆裂了：她在跟谁说话呢？有那幺一瞬间，我犹豫着要不要回头然后消失，然而我的愤怒比恐惧更强烈，推着我朝她走过去。她走投无路，拿上一把大刀。从笔记本电脑那，我听到一个惊慌失措的男人的声音：“怎么了！怎么了？！
一张脸充斥在屏幕上。我们互相对视了大概有半秒钟。我一棍子砸碎了电脑。女孩乞求着，刀子横在面前。我举起拨火棍，反复朝她砸下去。我打她的手、她的手臂、她的肩膀，她在防御，然而打击越来越密集了。肮脏的野兽。头终于露出来了，这一次，我来回敲了 3 下。我像猫一样喘着粗气。出了好多血。好在一切都结束了。
我干到自己跟喝醉了一样，眼冒金星。我盯着碎成渣的平板电脑。里面的男人一定正在报警，我要闪了，越快越好。我不假思索地把拨火棍塞进一个从口袋里掏出的垃圾袋中，踩上了一滩血，差点滑倒。寒冷刺骨，我跑到花园后面，冲进田野，直奔前方。
我咒骂自己，是不是搞砸了什么？当我走到我的车前，把塑料袋塞进后备箱时，一滴冷汗从我的背上滑下。没有人注意到我。五分钟后，我又回到了国道41上。无论如何，我都必须要冷静下来分析眼下的情形：一切没有想象得那么严重，我应该是在打破屏幕前不到十秒的时间进入摄像头的视野。光线不好，我穿着深色衣服，我的脸被围巾和帽子遮住了。那个尖叫的家伙肯定没看到什么，他没有录下视频，我敢肯定。之后他要怎么做呢？震惊和恐慌会让他忘记自己看到的一切。他只会给调查人员提供粗略的特征：中等身高、中年，尤其是，一副眼镜。
按理，我把拨火棍扔进得勒河里让它径直沉向河底时，我应该正在离开电影院。
我回到家，把带血的塑料袋扔进垃圾桶，汽车停到车库后面，给壁炉生火。火烧到最大，我所有的衣服都扔到里面，连我的运动鞋和我爸爸的眼镜一起。炙热的火焰和消失在烟里的证据让我稍微放心了一点。两个小时后，我用力地搓了个澡，然后收集壁炉里的灰并将它们倒进在马桶，然后冲掉。至于电影票，我把它放在我平日所穿的夹克的口袋里。
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电话响了。我喉咙发紧。一位同事。他告诉我，在离国道41 不远的乡村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我可以说自己生病了，是严重的流感，但我必须去犯罪现场，以确保我没有犯任何错误。我脑子里的一切都还是那幺混乱。
“那好。你过来接我吗？
我不想把我的车开回去。我穿上平常的衣服，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系围巾。保罗带着公司的汽车和所有的科学设备来接我，我们匆匆忙忙地进入了黑夜。他向我解释说，一个女人被杀了，看上去手段非常残忍，他现在不知道更多，但是，又一次是这么晚被叫唤出来，他已经受够了。
当我们到达时，我发觉视频里的那个人就在外面，手里拿着咖啡，肩上盖着一条毯子。他哭着，说着什么，我不是很确定，但他跟杜里埃的一些手下们在一起。我保持冷静，我知道他认不出我。我们停好车，在车附近换衣服：纸质的工作服、手套、帽子、口罩。保罗走到那个人身边时候，我在保罗的另一边。他最终走了。同事过来我们这。
“怎么了？”我问。
“他正在电脑屏幕前与受害者交谈，然后就看到有人出现。 印象太模糊，他记不清了。是个戴眼镜的人，这就是我们目前所了解的全部。来吧，局长已经在里面了。太可怕了......
我满心欢腾。
我们进屋，局长背对着我们，在厨房边上。目睹这屠杀的场面，他一定在问自己一些问题。当他转过来面朝我们时，他的眼里满是泪水。他盯着我，下巴格外地紧咬着。
“ 干你们的活吧。死的，是我的女儿。 ”
然后转向尸体。
“肯定有什么动机。找到动机，就抓住这个混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