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珍贵的老照片，上面是我党革命元勋们的集体合影，而仔细一看，这张合照还有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

在这张照片里，伟大领袖毛主席罕见地坐在了边缘位置，而周总理则干脆在毛主席后面站着合照，那么究竟是什么人，能够在这张群星荟萃的我党合照中占据C位呢？

处在照片正中央的几位老同志，被我党人士尊称为“延安五老”，除了谢觉哉因为公务没能参与此次合影留念，其余的四位都坐在了前排中间位置。

“延安五老”都有谁，他们为什么在党内地位如此超然？德高望重的他们，又为祖国的革命事业做过哪些杰出贡献呢？

所谓“延安五老”，顾名思义，是指曾在革命圣地延安工作过的五位老同志，他们的“老”，不仅仅是年龄老、资历老，更是老当益壮、老骥伏枥。

中共中央驻扎延安期间，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吴玉章和徐特立五位党内元勋为革命事业贡献良多，出于尊敬目的，德高望重的他们被党内人士统称为“延安五老”。

这五位老同志，陪伴我党我军走过了最艰难的斗争岁月，他们不但身体力行地践行共产主义革命理念，焕发出的崇高革命精神更是鼓舞了无数同仁。

“延安五老”的说法，是在何时正式形成的，党史研究人员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派观点认为是在1940年，另一派则认为是在1942年。

1940年，吴玉章老同志补办六十大寿，中央为他举办了简朴而郑重的庆贺仪式，毛主席在仪式上念诵了贺词。

毛主席的贺词中，夸奖了包括吴玉章先生在内的五位我党老革命，很多党史专家认为，正是从此开始，“延安五老”的说法出现了。

而在1942年7月，朱老总和徐特立等人前往南泥湾视察，期间他有感而发，写下了《游南泥湾》一诗，该诗有这么一句：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

当时陪同朱老总一起去南泥湾视察的，正好就是“延安五老”的五个人，因此也有党史研究人员表示，“延安五老”的说法，来源于朱老总的诗。

两派观点各自都有论据支撑，彼此无法完全说服，因此“延安五老”说法的准确起源，始终没有定论，但“延安五老”都是哪五位老同志，倒是确凿无疑。

这五位老革命，虽然有着不同的革命历程，个性与工作习惯等方面亦不尽相同，但他们对祖国革命事业的热忱是统一的。

“延安五老”经历了我党我军的最初建设阶段，为革命发光发热，贡献汗水和智慧，新中国成立后，已是白发苍苍的他们，继续坚持为党为国做贡献，实在令人感动。

他们的崇高革命精神，和多年以来孜孜不倦的进取心，值得全党上下学习，更值得大家敬仰铭记，那么这五位老先生，具体有什么贡献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林伯渠

新中国开国大典的主持人林伯渠，是我党最早一批革命骨干，他于1921年在李大钊同志的介绍下入党，此后见证我军建立，参与革命根据地政务，屡立功勋。

红军长征时，林伯渠已是一介老者，但仍毅然承担起了部队后勤重任，为我军战士们辛苦筹集军粮和衣物、路费。

林伯渠腿脚不方便，组织特意给他配了一匹战马，减轻他的身体负担，可林伯渠一直把战马让给伤员，他自己只拄着一根拐棍，步履蹒跚地跟着大部队行进。

不光是战马，林伯渠几乎把自己的一切物资配给，都尽可能地让给受伤的战士们了，甚至警卫员给他找来一个暖水壶，希望他能喝口热汤，林伯渠都要送伤员那里盛药用。

林伯渠虽然对自己“抠门”，可对待红军的后勤工作，他可是不遗余力地干好，正是因为他的不懈努力，红军才不至于断水断粮，最终坚持走到陕北延安。

董必武

毛主席的授业恩师董必武，不但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党理论研究的大佬，1920年，他在武汉创建了早期的党组织，1921年成为了中共“一大”的代表，见证了我党诞生。

若论资历，论贡献，党内没有几个人比得上董必武，可他从来不居功自傲，一贯作风简朴的他，坚决拒绝以权谋私，党内经费更是能省就省。

抗战结束后，董必武曾多次代表我党出国考察访问，几次下来攒下了将近三千美元的活动经费，他没有任何藏私，直接把钱悉数交还组织，可见其光明磊落。

董必武的高风亮节，曾得到毛主席的多次公开赞扬，两人本就有师生之谊，又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情谊足足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值得一提的是，董必武和毛主席不但在革命事业方面相互扶持，共同奋斗，在诗词创作方面也是难得的知音，毛主席曾说董必武擅长五律，还评价自己的五言诗不如他。

1972年2月，董必武成功当选为国家代理主席，而推举他的人，正是多年挚友毛主席，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董必武的信任程度。

董必武没有辜负毛主席对他的信任，他在国家代理主席的位置上兢兢业业，把工作干得非常出色，退休之后，董必武专心于党史研究，一代革命家又成为了学术精英。

谢觉哉

“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没有出现在开头的照片当中，但他在党内的地位举足轻重，贡献丝毫不逊于其他四位老同志。

谢觉哉的入党年份比林伯渠、董必武稍微晚了点儿，他是在1925年正式入党的，由于工作能力优秀，他在八年之后成为了苏区的中央秘书，主管党政工作。

一贯以“嫉恶如仇”闻名全党的谢觉哉，曾大力治理党内贪腐，工作卓有成效，在他的治理之下，以唐仁达为代表的党内蛀虫被揪出来了，瑞金县重回风清气正。

毛主席在得知谢觉哉严厉治党的举措之后，公开赞扬他的清正奉公，还表示同志们都应该向谢觉哉学习，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纯洁性。

长征开始的时候，谢觉哉已经年过五旬了，身体也很不好了，可他还是坚持跟着红军队伍走完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令同志们敬佩不已。

谢觉哉惩治贪污腐败的时候雷厉风行，可他同时也十分讲究原则，绝不冤枉一个好同志，在1942年“延安整风”的时候，他有事说事，公正发言，帮助不少好干部洗脱了嫌疑。

新中国成立之后，谢觉哉依旧活跃，立志要为祖国发展建设奉献自己的余热，在特殊时期，他秉公直言，利用自身威望和影响力，保护了一大批无辜的同志。

吴玉章

不同于以上三老，“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没有参加过长征，但这不代表他的贡献少，在党的宣传教育领域，吴玉章取得了丰硕的革命成果。

吴玉章是在1925年正式加入的共产党，但他开始革命生涯比这要早得多，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就是同盟会的“扛把子”，为祖国之独立解放矢志向前。

后来，吴玉章在“五四运动”浪潮的感召下，逐渐接触并认同了马列主义先进思想，成为了共产主义者之后，吴玉章又将自身所知、所得教授给别人。

我军的“军神”刘伯承元帅，就是在吴玉章的教导之下，毅然入党参军闹革命的，多年以来，吴玉章启迪的同志数不胜数。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之后，吴玉章被党中央赋予了一项重任，那就是去参加共产国际的第七次国际代表大会，为我党争取国际方面的援助。

吴玉章因此暂时出国，所以没有参加后来的红军长征，他也是“延安五老”中唯一没参加过长征的一位，回国之后，吴玉章继续党的宣传及教育事业，为我党我军培养不少人才。

毛主席曾高度评价吴玉章的工作能力和品性，称赞他“一辈子只做好事”，吴玉章老先生的榜样力量，深刻影响了数代党员。

徐特立

和吴玉章一样，“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主要工作领域也是党的教育事业，徐特立桃李满天下，得意门生除了毛主席，还有国歌的歌词创作者田汉。

不过跟吴玉章不同的是，徐特立参加过红军长征，而且走长征路的时候已经快六十岁了。跟林伯渠一样，他也把战马让给了伤员，自己则抄着一根竹拐杖尽力跟上大部队。

徐特立不光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路，1927年正式入党的他，还在入党同年参与过波澜壮阔的南昌起义，见证了我军的诞生。

毛主席曾高度评价徐特立，说他是一名“坚强的老战士”，可谓是恰如其分，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有一次跟他交谈，还动情地称呼徐特立为自己永远的老师。

通过上述盘点，不难看出“延安五老”中的每个人，都是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共事多年、携手奋战的，正因如此，毛主席对这五位老同志都特别了解。

毛主席不光高度评价“延安五老”，还着力在党内宣扬他们的事迹和精神，为广大党员群体树立个人道德与党务工作标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延安五老”都是党员们的学习榜样，一代又一代的我党干部们继承他们的遗志，为党、为国、为民付出了自己的一生。

现如今，我党已经风风雨雨走过了一百多个年头，“延安五老”的革命精神历久弥新。他们的杰出事迹与个人操守，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怀念。

参考文献：

1.中共“延安五老”（《新湘评论》2011年02期）

2.延安五老的初心之路（《党史博采》2021年07期）

3.延安“五老”，精神不老（《领导之友》2017年18期）

4.延安“五老”的崇高风范（《吉林人大》2022年11期）

5.中共延安“五老”及其精神内涵研究（《延安大学学报》2017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