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廉银是清朝特有的官员薪资制度，是在雍正元年创立。所谓“养廉银”，顾名思义，就是对官员发放足够多的银两，来确保官员的廉洁性，最大程度的避免贪污案件的发生，有些像现代人常说的“高薪养廉”这个概念，一度和雍正时期的铁腕反腐并行，达到了澄清吏治的效果，但在乾隆中晚期弊端逐渐显现，这个制度被腐蚀的千疮百孔，最后仍然流于失败，可谓是虎头蛇尾，下面我就来说说养廉银的创设以及失败的原因。
雍正年间实行“耗羡归公”，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养廉银制度。养廉银制度的建立与“耗羡归公”息息相关，所以在叙述养廉银制度前，首先要搞明白这个“耗羡归公”是怎么回事。
所谓耗羡一般是指火耗银，《清朝文献通考》解释如下。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国用考三》：火耗之名，自明以来始有之，盖由本色变而折银，其取之于民也，多寡不一；其解之于部也，成色有定。此销镕之际，不无折耗，而州县催征之时，不得不稍取盈以补其折耗之数，亦犹粮米之有耗米也。
《清朝文献通考》
所以，这解释就很明白，“火耗”就是折色银在熔铸成银锭过程中，难免产生损耗，而这一部分损耗封建政府肯定是要加在百姓头上的，这就形成了征收“火耗银”这个正税之外的附加税概念，在雍正实行耗羡归公之前，地方上往往私征乱收火耗以补地方办公经费和改善自己的生活待遇，其中难免有贪腐之官征收耗羡银来满足自己的贪欲，而地方亏空也因为吏治腐败越来越猖獗。
在雍正二年，山西巡抚诺岷首先提出“耗羡归公”方案，将山西征收耗羡的权力由州县转移到省里，省政府统一征收火耗，一部分用来弥补亏空（在亏空填补后，改为地方政府办公之费），一部分用来补贴官员们的生活，所谓“疏请将通省一岁所得耗银提存司库，以二十万两留补无著亏空，余分给各官养廉”，于是就有了养廉银这个概念，雍正皇帝对诺岷的提案很是欣赏，下令全国铺开落实，于是“耗羡归公”和“养廉银”两项成为常制实行。
《清史稿》
从雍正年间开始，从耗羡银中拨用部分做为养廉银分发给官员改善官员的生活，养廉银制度的实施也算是地方官员的福音，终于算是在合法的情况下，能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要知道在养廉银制度推行前，明清两代推行低薪制，官俸那是相当少的，比如清代一个主管一省或两省的总督，从一品品级，如果没有养廉银的派发，正俸加上心红纸张银也就468两，就靠这么一点薪水甚至连家口都养活不了，更不要说养自己的幕客、迎来送往的费用等等，这不捞点灰色收入真的很难过活啊！正如顾炎武所说“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
《日知录集释》
而在养廉银发放后，各级官员养廉银的数目是正俸的几十倍至百倍，可谓是大幅度提高，就比如直隶总督，一年养廉银高达15000两，是正俸的88倍，在养廉银改革之后，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起到了遏制贪腐的效果，雍正对当时的吏治也还算满意，“近观各省吏治，虽未必能彻底澄清，而公然贪赃犯法及侵盗钱粮者，亦觉甚少”。
《清会典事例》直隶省份各级官员养廉银数目
《清世宗实录》
养廉银改革的失败自养廉银改革之后，这个制度确保了雍正年间到乾隆中期吏治的相对廉洁，但是随着年深日久，各种因素叠加，弊端逐渐显现，导致了养廉银制度流于失败，贪腐横行，原因如下：
养廉银数目在乾隆变成定制，几乎不得变动，在持续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官员收入与支出的矛盾重新紧张，以至于贪风渐开。养廉银的数目自雍正年间几经变动，在乾隆二十五年成为定制，所谓“详悉定议”。乾隆年间的养廉银分发特点有两个：第一、养廉银覆盖对象变广，不仅外官，京师重要部门的京官、八旗武职大臣、绿营武职、高级吏员都有养廉银分润。第二、养廉银数目相对固定，在乾隆二十五年确定后，长时间没有变化。
第一点我且按下不表，第二点就很要命，工资不涨，但是从雍正到乾隆、嘉庆年间，物价可是在不停的上涨，据《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一书调查，康熙后期至乾隆末，一石粮食的价格不过1000到1600文，嘉道时期已经涨到3000到5000文，工资没变，开支增加，官员生活变得又窘迫了起来，那么在收入不够的情况下，官员为了维持日常办公、生活又得收陋规。事实上，不用等到乾隆晚期，早在乾隆五年部分官员就出现用度窘迫的状况。
《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二》：闽浙总督德沛，屡任封疆，操守廉洁。伊既一介不取，而因公事犒赏之处，又复繁多，所得养廉，不能敷用。
《清高宗实录》
摊扣和赔补等原因导致养廉银不能足额发放。养廉银不足以应付物价上涨也算了，而在很多时候养廉银还不能足额发放，越到后来这个现象越严重。
首先，清朝统治者不断的以军需、办差等公用名目摊扣官员养廉银，就比如说第一次金川战争，乾隆令张广泗办理金川军务的时候，“所有川省养廉银两亦准其动支”。再如乾隆十三年初，漕臣蕴著为解决随时办公的项目，预支乾隆十四、十五年养廉银等等，整个乾隆年间各种公事挪用养廉银的情况非常多，这儿兹举两例而已。
《清高宗实录》
除了公用摊扣，还有议罪赔补一项。乾隆四十九年，由于洋人越境失察，两广总督舒常自请罚养廉三万两、广东巡抚孙士毅自请罚养廉二万两，虽然最后得到宽免，但可以看到缴纳养廉银来免罪已经成为一种处罚方式。
《清高宗实录》
嘉庆皇帝对此认识非常深刻，曾经在嘉庆四年下诏禁止摊扣养廉银，所谓“从来额设养廉，原为大小官员办公日用之资，乃外省遇有一切差使及无著款项，往往议将通省官员养廉摊扣，以致用度未能宽裕，上司借此勒派属员，而州县遂尔需索百姓，此弊朕所深知，自当概行严禁”。
《清会典事例》
但实际上，摊扣养廉银根本就无法做到“概行严禁”，随着财政危机加深，清廷挪用养廉银的冲动根本无法控制。咸丰三年，由于军需紧急，“武职自三品以上停给二成，文职自一品至七品暂给养廉银六成，八品以下免其停扣”。光绪元年，奉天将军由于崇实奏，由于官票（银票）贬值，部分停发等缘故，驻防将军将军“廉额二千两，实数仅五百余金。推之府尹、府丞，又当四折递折，实数不过二百余金矣”，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七十三》：奉省贿赂公行已非一日，原情而论，迫于穷困者实多。
《清朝续文献通考》
综上所述，支发养廉银确实使官员收入大为提高，但在名义上的厚俸之下，历代不断的抵扣、赔补，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让养廉银制度形同虚设，走上了末路。
引用文献：《清世宗实录》、《清高宗实录》、《清朝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清会典事例》、《日知录集释》、《清史稿》
参考文献：《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