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版小说中，金庸先生在写辽帝耶律洪基蓄谋发动南侵大宋之前，着重写了大理国和大宋国两位君主初政的事情。有朋友问作者为何有此写法，在羽菱君个人看来，作者此举一是为他笔下的辽帝之所以会发动南侵，找足了借口，二是为他笔下的大英雄萧峰之死埋下伏笔，可以说因当时的宋辽局势，萧峰的结局是难逃一死。

萧峰

在写结局那场导致萧峰身亡的辽帝南侵的重头戏之前，金庸先生主要写了三件事。一是写家破人亡的段誉回大理继位为君，二是写大宋国高太后驾崩、哲宗亲政，三是段誉和虚竹带领中原群雄远赴大辽南京，救出因阻辽帝南侵被囚的萧峰。对比过修订版和新修版小说的读者会发现，在第一件事中，新修版里还特地拓展写了段誉即位后的一些为政举措及发现他对王语嫣痴迷乃因心魔所致一事。

其中段誉的为政举措，与第二件事的哲宗亲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段誉继位前，他的伯父段正明告诫段誉为君须牢记三件事，第一是爱民，第二是纳谏，第三是节欲，还特别交代于国事妄作更张，除了保国自卫，决不可对邻国擅动刀兵。段誉即位后，是将之贯彻到底。其时大理国突发天花疫情，段誉以身作则下旨宫内节衣缩膳，臣工裁减薪俸，全国普济赈灾，同时减傜省赋，宽减百姓负担，每日在大理城及所属州县巡视，及时周济灾民。段誉为政，是全心全意用在民生举措，善待百姓。但与此同时在大宋国刚刚亲政的哲宗赵煦，却忙着绍述先帝，复行新法。

段誉继位

在大理段正明将帝位传给侄儿段誉，诫以爱民、纳谏、节欲三事，叮嘱于国事不可妄作更张，不可擅动刀兵之时，大宋这边，听政九年的高太后驾崩，皇帝赵煦开始亲政（当然这是小说设置，真实历史上，宋哲宗亲政十五年后段誉才即位）。赵煦亲政后的为政举措，就是全面恢复其父宋神宗在位时的变法，一接掌政务就把当年发对变法旧党的苏轼苏辙兄弟、范祖禹、范纯仁等人先后贬官流放，高太后时期启用的旧臣所谏所言，一概不纳。而且一心盘算着要兴兵伐辽，意图收服燕云十六州。

赵煦满心想的却是如何破阵杀敌、收复燕云十六州，幻想自己坐上高头大马，统率百万雄兵，攻破上京，辽主耶律洪基肉袒出降。他高举佩剑，昂然说道：“国家大事，都误在一般胆小怕事的腐儒手中。他们自称君子，其实都是贪生怕死、自私自利的小人，我……我非将他们重重惩办不可。”新修版《天龙八部·第四十九章》

当年神宗为图变革，任用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实行变法，本来变法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并达国富兵坚，但因神宗及新党过于急切，还有被一些别具用心的小人所利用，再加上触犯了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被守旧派强烈攻击反对，导致新法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不少违背初衷且出现弊端的事情，造成了一定的朝局动荡。神宗死后，高太后立年仅十岁的赵煦为帝，自己临朝听政亲揽政权，她启用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全面推翻王安石变法恢复旧法，史称“元祐更化”。

高太后执政近九年，虽然在经济政策上并无积极建树，但由于启用了旧党的一些贤臣，又善于纳谏，而且遵循自真宗以来的对外国策，以和为主，就如小说所言，临终前还在告诫赵煦“兵凶战危，生灵涂炭，可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切不可对辽动兵，因此与邻国一直相安无事，彼时大宋朝局尚还较为安定。小说里就提到辽国宰相在给辽帝的奏章中说高太后自垂帘以来，召用名臣，罢废新法苛政，临政九年，朝廷清明，华夏绥安。这给一直对大宋虎视眈眈的辽国，全无南侵的可乘之机。

高太后

然而赵煦亲政之后，决意绍述先帝，复行新法，随着新党复起，加大力度报复新党，阴险小人又利用新法盘剥百姓，一时间大宋朝局又蒙上了一层动荡的阴影。就如小说所言，“现下太皇太后驾崩，皇帝便贬逐苏轼，自朝廷以至民间，人人心头都罩上一层暗影：皇帝又要行新政了，又要害苦百姓了！”。赵煦的为政举措，完全跟大理国的段誉是走了两个极端，如此比照之下，彼时动荡的大宋，无疑也给耶律洪基的辽国一个南侵的可乘之机。就如小说所言，“辽国君臣早在商量，说高太后驾崩之后，倘若大宋文武大臣一无更改，不行新法，保境安民，那就罢了。要是新君有什么轻举妄动，他们便也来轻举妄动（就是南侵）”。因此，哲宗皇帝这边一折腾，那边耶律洪基即刻便找时任南院大王的萧峰商量南侵之举。

南朝君臣动静，早有细作报到上京。辽主耶律洪基得悉南朝太皇太后崩驾，少年皇帝赵煦斥逐持重大臣，显是要再行新政，不禁大喜，说道：“摆驾即赴南京，与萧大王议事。”新修版《天龙八部·第四十九章》

所以说，金老着墨大写大理国与大宋国皇帝初政的区别，通过对比，实际上是为了给他笔下的辽帝之所以会在此时发动南侵，编排了一个看起来十足且能让读者信服的理由。其实这也在暗中呼应了他在小说前段中所写的，在大约九年之前辽国发动的一次南侵之举。想来那次辽国发动南侵，就是看准当时宋神宗实行变法及其驾崩之后，高太后垂帘听政，新旧党更替执政之时造成的朝局动荡之机，出兵南下，只是那次被时任丐帮帮主的萧峰，带领丐帮群雄接连刺杀了契丹军中数名大将，辽人师行不利，无功而返，大宋国才因此免除了一场大祸。

当然这仅是作者小说之言，金老也未免有点否定宋神宗的变法之嫌，真实历史中神宗和哲宗两朝实行新法，其实是有实效的。但这也正常，小说家为了使自己笔下所述之事成行，难免会对真实历史有些取舍和加工，就如历来武侠小说抹黑雍正皇帝为暴君是一样的道理。此处我们仅谈小说设定，不对真实历史妄加评论。

宋哲宗

通过金老对彼时大理和大宋两国君皇初政举措的对比，特别是对大宋哲宗亲政之事的着墨，实际上也能看出，他在此处就已为萧峰的结局埋下了伏笔。那就是在宋辽这种新的政局之下，作为彼时辽国南院大王的萧峰，其结局是必死无疑。

当日少室山一战之后，萧远山被扫地僧佛法所渡，大彻大悟之下皈依佛门，萧峰再次想见他时，他将萧峰婉拒门外，叫知客僧转告萧峰在大辽为官，只盼宋辽永息干戈。辽帝若有侵宋之意，请他务必发慈悲心肠，眷顾两国千万生灵。当时萧峰即下定决心，倘若大宋侵辽，他便阻其北上，反之若辽帝侵宋，他也极力谏阻。只有这样他才能对得起父亲对他的嘱咐和期盼，也不负大宋和契丹两国对他的恩义。

萧峰合什道：“是！”心中悲伤，寻思：“爹爹年事已高，今日不愿和我相见，此后只怕更无重会之期了。”又想：“我为大辽南院大王，身负南疆重寄。大宋若要侵辽，我自是调兵遣将，阻其北上，但皇上如欲杀兵征宋，我自亦当极力谏阻。”新修版《天龙八部·第四十四章》

只是大宋和大辽两国君主均不让人省心，也不是省油的灯。宋主亲政之后，不但决意绍述其父，复行新法，更还一心盘算着要兴兵北上，不等辽帝打过来，他倒想攻到契丹的地盘去，意图要把燕云十六州都收回来。而辽帝巴不得宋主亲政之后的轻举妄动，这正好给了他谋划已久的可乘之机。身为辽国南院大王，掌管着辽国兵马，辽帝南侵，必遣他带兵，宋主北上，他必调兵遣将相迎。一边对自己有师恩，另一边则是自己的母国，同受两国恩义，重情重义如萧峰，为了两国和平，在两国君主如此针锋相对的局势之下，无论如何作为和取舍都断难独善其身。

他是站哪边都难逃身心煎熬，也有负父亲所托，为不遭受良心指责，结果不是以死劝阻辽帝，便是杀身成仁以报宋。反正宋辽两边，无论哪边先发动战争，以两国君主各怀鬼胎的算盘，一交战必然就是吞并级别的灭国大战，绝不可能是为了多拿点岁币或者收回一点自尊等小利益的小打小闹。这样一来，位居高位且夹在中间的萧峰，就注定了必然只有一死。

当然雁门关外萧峰的死，是金老赋予他侠之大者英雄气息的一个创作手法。萧峰结局为阻辽帝南侵，在逼迫耶律洪基立下永不侵宋的誓言之后自杀身亡，展现的是他气吞山河的广阔胸襟，一跃成为提倡人道和平，为拯救世人而不惜自我毁灭伟大英雄，他不但心系苍生，悲天悯人，思想境界更是超越了国界和民族。要知道在《天龙八部》创作之前的金庸笔下，侠之大者是坚守民族气节，为国为民，拥有民族主义的郭靖，萧峰明显是郭靖式大侠的再一次升华，明显还高出郭靖一个等级的侠之境界。

值得一提的是，结合真实历史，就能发现金老选择宋哲宗亲政之后的这个时间点，来安排小说结局辽帝发动的这场南侵，是绝对的恰到好处。因为在宋哲宗亲政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宋朝与邻国的摩擦，只在和西夏之间进行，宋辽还是保持着和平，甚至在宋与西夏战争期间，辽国的辽道宗也就是耶律洪基还充当起了调停的角色，他不但拒绝了西夏军事介入的要求，还派使者毒死被视为战争发动者的西夏梁太后，维持着三国和平。以金老的小说之言来说，恐怕这就是萧峰的功劳，我们可以看成是萧峰的死让耶律洪基愧疚不已，因此遵从当日立下永不侵宋的誓言，努力维持与大宋的和平。可以说，金老在这个节点安排萧峰身亡结局，用意同样深远。

耶律洪基

综上所言，金庸先生在写结局辽帝发动的那场南侵之前，着墨写大理和大宋两国的国事，其实是有意为之的，主要是为辽帝南侵编排成行理由和为萧峰之死埋下伏笔。虽然以小说之言来看，金老难免对宋神宗时期变法改革有些否定看法，但在这个历史节点安排萧峰自杀阻辽帝南侵的结局，不但与小说前段辽国上一次南侵时间设置的遥相呼应，结合真实历史，还能让读者感觉读来确有其事，这样的写作手法是相当的高明，且无不彰显着金老他老人家当年渊博的历史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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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羽菱君，专注于“天龙时代”前、“射雕时代”前、“倚天时代”前，金庸武侠“三前”空位期前传的解读，欢迎关注，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