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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回忆会成为明天的精神食粮，让我们变得更坚强。快乐的回忆，会成为冬日里的阳光，时时让我们感受着温暖和舒适。不管是痛苦的回忆还是快乐的回忆，每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时常想起从前的事情，我也不例外。

我是一名老知青，最近经常看草根作家采写的有关知青题材的文章，当年我下乡插队的往事，也时常会一幕幕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就像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一样清晰。

永远忘不了那个寒冷的冬季，就是在那个寒风凛冽、雪花飞舞的季节，我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了北京，那天是阳历的1969年1月13日，那年我刚过完十六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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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到达陕西境内的铜川车站后，我们在铜川住了一晚，睡的是铺了柴草的地铺，铺盖是自己随身携带的被褥。第二天吃了早饭，我们偷偷塞进挎包里几个馒头，就坐上了北上的敞篷卡车，一路黄尘一路颠簸，于1月16日下午来到了延川县贺家沟大队，我们五名男生和四名女生被分在了贺家沟三队，大家临时借住在老乡家中。

我和杨文启借住在了小队会计贺怀忠家，和他家的大小子贺大刚住在一孔土窑里，睡在一铺土炕上。

第一顿晚饭，贺大婶（贺会计的婆姨）给我俩做了小米干饭，炖了洋芋酸菜，他们一家却吃的黑面菜团子，也没有菜，吃的是咸菜。

看他们一家人吃的黑面团子，我突然想起我的挎包里还有几个白面馒头，赶紧拿出来送给了贺大婶。杨文启一看我从挎包里掏出四个白面馒头，他也从自己的挎包里掏出了七八个馒头。当时我往挎包里装馒头，杨文启还笑话我，没想到他竟然装了这么多馒头。

贺大婶很高兴，她说她家只有过年才吃一顿白馍，平常谁家也舍不得吃白馍馍。

看看陕北的贫穷和落后，看看乡亲们家徒四壁的住所，再看看老乡家的一日三餐，我和杨文启心里很难受也很失落。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和杨文启整理行李，杨文启从提包里翻出几个面包，放到鼻子上闻了闻，他说有一股子酸味，应该是变质了。我担心吃了变质的食物会拉肚子，就让他扔到外面给狗吃。

杨文启把变质的面包扔在了土窑门外，贺会计家的那只小黑狗刚跑过来，就被贺大婶赶走了，贺大婶弯腰捡起杨文启扔在地上的几个面包，苦笑着说：“这么好的面包咋能给狗吃哩，哦（我）家都没吃过面包哩。”贺大婶说完，拿着从地上捡起来的那几个面包用手拍打了一下沾在上面的尘土，转身走进了她和贺会计居住的那孔土窑。

吃中午饭的时候，刘队长端着一碗辣子酱，提着半筐胡萝卜来到了贺会计家，笑着说：“你家没磨辣子酱，我端来一碗。”等贺大婶接过刘队长手里的辣子酱和土筐，刘队长又对我俩说：“你俩有什么困难就吱声，哦（我）来帮你们解决。辣子酱吃完了，哦（我）家还有。”

除夕那天下午，李队长端来一碗油糕，对贺大婶说：“你嫂子刚炸的油糕，给北京知青尝尝，你们也尝尝。哦（我）家也没甚稀罕（稀罕东西），要不然就让他俩去哦（我）家吃年夜饭哩。”“等天黑哈，你也来哦（我）家吃年夜饭，大刚他爸杀了大公鸡，炖在锅里了，还有北京娃娃给的午餐肉罐头，大刚夜里（昨天）就把烧酒买回来哩。”贺大婶热情地邀请刘队长来一起吃年夜饭。

因为刘队长家的条件也不好，一共就三孔土窑，两位老人跟着他一起生活，实在没地方安排知青居住，刘队长挺不好意思的。他总说他是队长，没能起到带头作用。

来到陕北的第一个除夕，我和杨文启都喝酒了，我俩都是第一次喝酒。陕北的高度烧酒真有劲，喝到嘴里辣乎乎的，咽到肚子里热乎乎的，我还真有点消受不起。那天刘队长喝多了，我和杨文启送刘队长回的家，从刘队长回来的路上，杨文启吐了，吃到肚子里的鸡肉和油糕也都吐了出来，白瞎了那么多好吃的东西。

就是从那时起，我和杨文启再也没喝过一滴白酒，至今我俩还是不喝白酒，那次喝伤了，闻到白酒就头疼，就反胃。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次喝的是劣质地瓜白酒，酒精度很高。

来到陕北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和杨文启就跟着贺会计去沟里打了几趟烧柴，和社员们一起垫了两回牛圈，再也没干过什么活。每次我俩想帮着贺会计家去挑水，贺大刚哥哥就跟我俩抢水桶，说啥也不让我俩去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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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以后，社员们往地里担粪，刘队长就安排我们装筐（往土筐里装土杂肥）或赶着毛驴驮粪。社员们拉犁耕地，就让我们跟在后面抓粪（用手抓牛羊粪撒在垄沟里）点种，刘队长特别关爱我们北京知青，总给我们安排轻松的农活。

那年秋后，我们刚搬到队里为我们修建的新窑洞里居住，正好赶上社员张玉梁家的二女子出嫁，队长就安排我们几名男知青去送嫁妆。说是去送嫁妆，实际上也没啥嫁妆，无非就是柜子椅子和铺盖，再就是脸盆暖水瓶等。那时被派去送亲，能吃两顿好的（早饭在张玉梁家吃，午饭去男方家坐席），男方家还给两毛钱的礼金和一个纸烟，队里照样给记工分。在当时，这可是人人都想得到的好差事。

那次去送亲的路上，我不小心摔坏了张玉梁培嫁给他家女子的暖水瓶。这下我可闯下了大祸，办喜事出现这样的事情，是不吉利的，男女双方都会不高兴。最关键的是陪嫁还没送到男方家，我也不好跟张玉梁家交代呀。

好在我们送亲的队伍正好路过公社供销社，我拿着摔坏的暖瓶水跑到供销社，热心的售货员很快就帮我换上了一个暖水瓶瓶胆，记得是花了八毛钱。我以最快的速度追上了送亲的队伍，避免了一场尴尬。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张玉梁大伯给我送来了一块钱，他说我是给他家帮忙，这钱不能让我出。我不要张大伯的钱，他很生气，说我不把钱收下，就是看不起他。无奈，我收下了张大伯的那一块钱，但我总感觉对不起他家。我闯下那样不吉利的事情，张大伯连一句都没责怪我。

从那以后，社员家谁家女子出嫁或后生娶婆姨，刘队长还是优先安排我们知青去送亲或迎亲，他说陕北的日子苦，这样能让我们北京知青歇上一天，还能吃顿好的。

1970年春天，贺大刚哥哥要去相看对象，他找我来借衣服。我有一件军装上衣，平时也没舍得穿过几次，还有一双解放牌胶鞋，也是八成新的，就借给了大刚哥。杨文启看贺大刚的裤子也不好看，就从箱子里翻出了他舍不得穿的那条蓝涤卡裤子，也借给了贺大刚。

贺大刚穿了一身合身的新衣服，相亲成功了。乡亲们都说亏得我和杨文启借给他衣裳穿，要不然，人家女子肯定看不上贺大刚，因为大刚哥长相确实太一般了。相亲回来，大刚哥对我俩说：“等我娶婆姨的时候，再来借你俩的衣裳。”

那年秋后，张玉梁大伯家的三女子出嫁，队长提前就通知我们知青到那天去送嫁妆。因为之前那件事，我一直心存歉意，就跑到公社供销社买了两双袜子和一个暖水瓶，提前送到了张大伯家，那时本队社员家的女子出嫁，乡亲们都添箱随礼，我送的添箱礼，张大伯家自然不好拒绝，但总是说我送的礼忒大，他们心里过意不去。张大伯家收下了我送的礼物，我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

那年冬季，就在贺大刚哥哥快要娶婆姨的时候，我顺利通过了征兵体检，马上就要参军入伍了。因为之前大刚哥说过他娶婆姨的时候要借我的衣服穿，这事我一直记在心里。离开贺家沟的前两天，我就把我的那件军装上衣和那双解放胶鞋送到了贺会计家，还有一条半新不旧的蓝涤卡裤子。自从大刚哥相亲后，那件军装上衣和那双解放胶鞋我一次都没穿过，生怕弄破了弄旧了，到时耽误了大刚哥娶婆姨。

为这事，贺大婶感动的眼泪都流了下来，她说正为这个事情愁肠里，要是给大刚做一身新衣裳，得花不少钱哩。

我离开贺家沟的头一天，张玉梁大伯把我拉到了他家，张大妈专门为我包了羊肉馅扁食，还炖了菜，说是为我饯行。看着张大妈忙忙活活为我做好吃的，我心里很温暖也很不安，张大伯夫妻俩这是在还我的人情哩。

离开贺家沟时，我把用不着的生活用品分给了刘队长和乡亲们，那天大刚哥一直把我送到公社武装部，还把五块钱偷偷塞到了我的衣兜里。幸亏我及时发现还给了他，要不然我心里就不得安生了。

在部队服役多年后，我回到了北京。因为工作忙，一直也没能回陕北看望乡亲们。

退休后，我和杨文启一起回到了陕北，可到了陕北才知道，张玉梁大伯老两口早就去世了，淳朴善良的刘队长也不在了，贺会计也去世多年了，只有贺大婶还健在，她还认得我俩。我俩很内疚很后悔，后悔没能早点回去看看他们。

贺大婶在世的那两年，我俩年年都去看望老婶子，老婶子去世了，我俩就不愿再回陕北了，因为回到那，我俩总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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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当年在陕北插队落户的那段生活经历我还记忆犹新，每当想起老队长和乡亲们对我们北京知青的关爱和照顾时，我心里还很温暖。只是一想到我们没能早点回去看望乡亲们，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和不安。淳朴善良的陕北乡亲们，我们北京知青永远都记着你们的恩情，永远也不会忘记乡亲们对我们北京知青的那份深情厚谊。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王笃志老师讲述编写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