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到达俄界后，召集部队连以上的干部开了一次大会。当时张爱萍是红3军团13团的政委，收到开会的通知后，他立即带着手下的干部赶往会场，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晚了一步，进入会场的时候，其他部队都已经坐下了。

当时主持这次会议的，是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朱瑞同志，看到张爱萍的人姗姗来迟，他便指着他们说道：“看看，你们部队的作风一贯稀稀拉拉……”

张爱萍听后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说道：“我想知道，开会的时间是以先到为准，还是以手表为准？我们的衣服是烂得不行了，但并没有迟到啊，怎么就稀稀拉拉了？”

两位将军都是在战场上打红了眼下来了，谁也不服谁，按照张爱萍儿子张胜的说法，两人“脖子一梗，当场就干起来了”，完全没有顾忌到当时毛主席在主席台上，脸色很不好看地坐着……

会议结束，张爱萍返回驻地后不久，陈赓（时任红13团团长）就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说是打给张爱萍的，要把他调到政治部去工作。

张爱萍问具体干什么工作，对方回答说，是去当统计干事。张爱萍听后气得把话筒重重一摔，喊道：“要撤老子的职就明说！”

但放下电话，他还是乖乖地带着一匹马和一个警卫员去了政治部报到。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张爱萍会场冲突的事情早就传到了政治部，当时罗荣桓元帅是政治部副主任，小平同志是宣传部部长，刘晓是组织部部长，他们和张爱萍都是老熟人了，看到张爱萍沮丧的样子，他们都笑了，说这里没有事情可以做，你这些日子打仗也挺辛苦的，正好休息休息也挺好嘛！

这几位首长心里大概也都知道，张爱萍来这里是闭门思过来了，他是一员战将，哪里干得来什么“统计干事”，也就是让他反思几天，休息几天，过些日子，中央一定还会叫他重回作战部队的。

当时我军已经到了俄界，长征也到了后期，基本没有什么大的战役战斗要打了。张爱萍回忆说：“我们就这样，几个人在一起，每天就是搞点东西吃，再就是扯乱谈，一路走到了陕北。”

果然，两个月后，上面的命令就又下来了，张爱萍被重新启用，担任军委骑兵团团长兼政委。这次任命据说是一位领导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替张爱萍说了好话：“长征一路走过来，很不容易的。张爱萍一个主力团的政治委员，因为呛呛了几句，就给撤职了，走了两万五千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张爱萍将军晚年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曾感慨地说道：“参加革命的头十年，我还很幼稚，是一路磕磕碰碰、懵懵懂懂、跌跌撞撞地走过来的。那时候我争强好胜，不甘服输，只知道拼命。”

这次事件之后不久，张爱萍被毛主席叫到了窑洞，进行了一番天南地北的长谈。临走的时候，毛主席问张爱萍还有什么想法，张爱萍告诉主席，他这些年一直在打仗，希望有机会能好好学点东西。毛主席听后非常高兴，说红军大学就要开学了，我可以替你给罗瑞卿写一封介绍信。就这样，张爱萍来到了红军大学。

红军大学的岁月令张爱萍永生难忘，这座我党的最高学府，一没有校舍，二没有讲堂，但却有着全世界最出色、最杰出的师资力量：

张闻天同志负责给他们讲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王稼祥同志给他们讲政治经济学；徐特立给他们讲汉语拼音；毛主席讲授的课题则是《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他的讲课内容后来被收入《毛选》，而张爱萍这些将军正是第一批的听众。

张爱萍自认为自己系统地读过不少马列的经典著作，对这方面还是颇有心得的，但听了有着“教授”之称的张闻天的课后，才知道自己从前的学问有多么肤浅，所以他格外用心地下功苦读。

当时红大的学员分成几个小组，一组的组长是刘亚楼，二组的组长是彭雪枫，三组的组长是杨勇，四组的组长是张爱萍。当时大家上课没有课本，只能靠自己记，张爱萍比较有文化，记得最快，所以下课后，同组的组员王平、耿飚、贺晋年、肖永银都来抄他的。

为了更好地学习，他们小组还成立了一个辅导班，大家经常讨论问题到深夜，真可谓用功至极。毛主席得知这个情况后，害怕他们把身体搞坏了，就要求他们每天吃完饭要先去散一会儿步，但大家没人肯去，最后还是教育长罗瑞卿亲自出马，每天晚上一个窑洞接着一个窑洞检查，催促他们熄灯睡觉。

为了让他们养好身体，当时中央和军委还花了很大的力气，叫人到处去买一些羊肉，给他们改善生活。

有一次，张爱萍到毛主席的窑洞里聊天，毛主席问他最近学得怎么样，张爱萍回答：“越学，书读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贫乏。”毛主席告诉他：“这就是进步的开始。”

后来，卢沟桥事变爆发，毛主席再次把张爱萍叫到自己的窑洞，任务他为江浙省委军委书记，立即赶赴上海，组织上海沦陷区的游击工作。就这样，张爱萍告别了红大，结束了他的学习生涯。

在红军大学里，张爱萍完成了从一个战术家到战略家的转变，他第一次系统地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前途和战略有了更深的认识。“在以后的战争中，我再也没有失败过，条件再艰难我都有信心战胜。”这就是红大带给张爱萍最宝贵的人生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