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陕西丹凤县的棣花镇，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听说爷爷在世时，在当地威望很高，因为他在与河对岸的刘家塬村争夺河滩地的械斗中带领我们棣花村取得了胜利。
爷爷一生好强，可惜中年以后兵荒马乱家道不振，至死都没有用过褥子，唯一垫身的是一件拆开的旧棉裤片。但是爷爷始终记着祖训：“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
爷爷发誓一辈子要干成两件业绩：造一所庄院，供出一个读书的儿子。造庄院的计划没能实现；依靠几个伯父下煤窑挣下的钱，我父亲却成了贾家唯一读书有成的人。父亲是在省城读完师范以后回老家当了一名教书匠的。
我读书的时候，祖母已经很老了，眼睛却点漆一般亮。她不识字，就在院子里挂一块黑板。我们七八个上学的孙子孙女放学回来，都要将当天学到的字和算式写在黑板上，祖母能从每个人书写时的果断或者犹豫上看出门道，以此决定吃饭时谁吃稠谁吃稀。
十二岁那年，父亲用自行车第一次把我驮到了离家十五里的商镇，我要在那里上初中了。父亲用买米剩下的钱给我买了一把水果糖，问我甜不甜。我品着嘴里的糖果连连点头。父亲说：“将来上大学了，我给你买一筐糖。”
读初中的日子里，我上课用心听讲，从不和别人打架，也不给同学起外号。文体活动我不行，就盼考试，考试往往可显示我的存在，特别是作文。
那时我们每周周末都回家，饿着肚子赶回去吃家里的糊涂面（包谷糊糊里煮面条和酸菜），周日下午再背着粮食提着酸菜罐赶回学校。这个晚上的宿舍里大家几乎都吃坏了肚子，响屁连天。
1966年夏天，闹起了“文革”，我们这伙半大孩子也跟着闹腾了一阵，就都停课回家了。一天传来通知，要我们去商镇中学领初中毕业证书。我很高兴，这就彻底不上学了，可以放开野啦。
学校里很冷清，野草丛生。破烂不堪的校舍使我们产生了破坏的欲望。我们抬起脚，看谁在墙上留下的脚印最高。我们还卸下了教室窗子上仅存的几块玻璃和挂钩，当了一次真正的抢劫者。
看到电线上还挂着的那块破布，我的脑袋“嗡”了一下。一年半以前我们就是在这里批斗王老师，有人把从他衣服上撕下的一条布甩上了电线。王老师第二天黎明投水自尽了，可那布条至今还挂在那里。
就这样，我从中学生变成了回乡知识青年。但是回乡知青不是落难公子，政府不关心，民众不关心，文学也不关心。我就从来没有写过一个字的知青文学作品。
这当然不公平。一样的瓷片，有的贴在灶台上，有的贴在厕所里。将灶台上的瓷片贴在厕所里，灶台上的瓷片呼天抢地，哪里听得到厕所里瓷片的啜泣！
初回村的日子，我是出了鸟笼的鸟，终日快活。早晨总是被母亲揭开被子，用扫床的笤帚赶下床，起来后也是蓬头垢面，还要在台阶上迷瞪半个小时。
中午我们就去丹江戏水，手探在石堤缝里摸鱼。老家人是不吃鱼的，我们不管，把鱼用荷叶和青泥包了，拾柴火在河堤上烧，然后掰开吃鱼肉，十分香。
母亲害怕我们被河里的横死鬼当替身，回来时常在我肩头一抓，抓出五道泛白的手印就骂我。在河里玩过水，太阳一晒，手就可以抓出白道，后来我从河里出来一定要在泉水里擦擦身子才敢回家。
安民是我小学的同学，他除了念书不行样样都会。安民教会了我偷鸡。晚上用手电照到人家院门外的榆树上，树上过夜的鸡一动不动。安民用钉着木板条的棍子捅捅鸡，鸡就走到木板条上。
晚上推石磨磨麦子是我最难受的时候，不仅要走几个小时的圆圈，而且也常常是母亲数落我和弟弟的时间。母亲总是骂我们懒，不为猪割猪草，也不愿劈硬柴。“你们还是学生吗？你们是农民了，怎么还不省心？”
这天晚上因为母亲的责骂，我赌气跑出磨房。父亲找来，平静地说：“不上学了，就这样耍呀？”月色下，父亲的眼光充满了忧愁。
我成了一名棣花人民公社的社员，因为个头矮、体力差，每天的工分被定为三分（一个劳动日是十分），当时折合六分钱人民币。相当长的时间里，队长是分配我和妇女一块儿劳动的。
我没有力气也不会农活，但是婶婶嫂嫂们都喜欢我。因为我不生事，腿勤，还会说故事给她们听。当然，她们喜欢的张家长李家短的是是非非我从不掺合。
家乡棣花流传的神话故事特别多，印象最深的是夏天晚上一家大小铺张席在麦场上，大人轮流说仙说鬼。我们孩子就躺在里边，在神仙鬼怪的故事中呼呼睡去。
我爱土地，爱土地上的每一株庄稼苗。一次分配我去看谷子地，我一整天大声吆喝，四处甩响鞭轰麻雀，饿着肚子也不敢回家。天黑时来找我的妇女队长埋怨道：“你这娃真是老实，我忘了派人来替换，你饿死在地里呀？”
晚上我在渠上巡逻，和邻村偷水的人打了起来，被对方提了腿扔到水田里也不退却。水保住了，我的头上被打出了五个渗血的青包，几天里都粘着止血的鸡毛。
第一次往牛头岭担尿水栽红薯苗，我一个趔趄滑倒，尿洒了一地不说，还把借来的尿桶摔掉了底。我从沟底捡回桶底安装上去，又用棉花和泥巴糊塞桶底的缝，惹来村里人的嘲笑。
我越来越像一个农民了。刻苦，少说话，不讲究吃穿，空手出门后回家总要带回些东西，不是捡些柴火就是挖些猪草。能节省一粒米是我的快乐，能给家里多拿回一样东西更是我的快乐。
秋后我们都去收获过的红薯地里“捞红薯”，就是用锄头挖寻遗散的红薯，我总是捞得最多。同伴们都夸我的眼睛可以看到地底下的东西。他们不知道，我和弟弟每天晚上还去偷生产队的红薯蔓。
那时候农民几乎没有不偷盗的。六婶娘拢麦时故意把麦粒漏进鞋窠里，迷糊叔晚上把麦田里的一捆麦子抱回了家。村里人都一笑置之，“他们是被抓住的好人，我们都是没被抓住的贼。当农民哪个不是厚脸皮”？
那年遇上了大旱，收成只有往年的一半。喂嘴成了活着的最大负担和艰辛。几根面条在包谷糊汤中少得如水中的鱼，泼辣面或炝浆水菜只好用蓖麻油充数。
听说县城有一种油便宜，许多人就买回来炒菜，结果菜并不油，连油花花也没有。城里来插队的知青看了说：“那是酱油，酱油不是油。”
我们到处去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把榆树皮磨成粉，把柿子树叶熬成稠汁做凉粉。缺油少盐的树叶草根汤令几乎一半的人浑身浮肿。这时，我们几个年轻人就坐在地边想象北京城里的大官们吃什么。“油泼葱花辣子面”是我们的一致答案。
村里有人出门讨饭去了，我的二伯父也悄然出走到五十里外的地方行乞，他害怕影响了贾家的声誉，不敢到近处要饭，但是消息还是传开了。三伯父和父亲连夜赶回家。
“赶快把二伯父找回来，再穷也不能去要饭。你们猪狗一样地待在家里，怎么忍心让老辈去求爷爷告奶奶？”三伯父和父亲在家族会上把堂兄们骂得狗血喷头，自己也泪水长流。
从那时起父亲每次回家，都带回从学校灶上省下的饭，无论是几个包子还是一块锅盔，除了给我们几个孩子充饥外，还给二伯父一些。各家互相周济，相濡以沫，这种兄弟之情一直维系到父亲去世。
我开始想离开农村。报名当兵，体检因为平脚板被刷下；招地质工人，大队干部因为不熟悉我根本就不把我的名字报上去；招收养路工，我因为又矮又瘦力气小，目测时就惨遭淘汰。
当兵、招工、当民办教师的机会全然淘汰了我，连当一个安分的好农民也不可能。不久，父亲被开除公职下放回乡劳动，我也变成了跟老鸦和猪一样黑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父亲是因为一封揭发他解放前参加过西安国民党的一次讲习班的信被带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其实父亲那时根本没有去听课，是学校为了凑数把他的名字报了上去。那年父亲未满五十岁，但是从此整个精神一下子全垮了。
“你大被人用枪押回家了。”听到这个消息，我转身往家跑，鞋踢飞了也浑然不知。父亲躺在炕上，见到我竟“哇”地哭出声来：“我把娃害了，我把娃害了！”父亲知道那个年代出身的变化对于一个青年意味着什么。
父亲进了两岭小学的学习班，母亲哭着炒了家中准备过节吃的全部猪肉。三伯父又买了五盒香烟，让我和堂兄拿着一搪瓷缸的熟肉和香烟去探监。
看守的民兵最初不许我们进去，我和堂兄又是哭，又是跪下来哀求，他才让我一个人进去见父亲。父亲脸色铁青，胡子老长，见了我热泪直流。肉片父亲没有收下，说一口也吃不下，只拿了烟回去。
回监的路上，父亲还在频频回头看我。押他的麻子脸粗鲁地推了他一把，父亲的头一下子撞到了拐弯的墙角上。这一幕我至今难忘，每每想起就泪流不止。
父亲的工资没有了，全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更难忍受的是世态的炎凉。母亲天天出去上工，对一些认为可以信赖的人诉若，但人家的回答却是：“现在风声很紧，你们不要乱说乱动。”
我和弟弟开始来回走六十里去深山砍柴。一次我们正准备吃干粮，一只乌鸦居然把我们的干粮袋叼走了，弟弟追出很远才抢回了摔破的干粮袋。遭了乌鸦的劫，我们饿了大半天的肚子，回家还不敢对人言语，嫌丢人。
一次背柴下山的路上，因为失去平衡，我连滚带翻地摔到了崖畔，幸亏三株并排的白桦树卡住了我。事后我对着白桦树和周围的群山磕头，感谢它们的救命之恩。
背柴的险峻山路上有一个一个的歇脚地，两个歇脚地之间的距离恰好是人负重耐力的极限。成年以后常有人问我坚忍和执着的男子汉气是哪里来的，我总是说：“是商州山路上的一个个歇脚地磨出来的。”
猪是我们全家的指望，可是人都吃不饱，猪怎么喂得肥？家里的猪越养越丑，下陷着脊梁，黄瓜嘴翘得老高，可我们仍然指望卖了它换回一点儿活钱和三十斤平价苞谷。父亲还许诺：“卖了猪，我们下一回馆子。”
那天父亲带着我和弟弟拉着猪到商镇去卖，弟弟在我们排队等候时看中了一家卖面条的饭馆，宣布卖了猪要去那里吃下三海碗拌辣子的面条。
猪因为不够等级被拒收了。火辣辣的太阳下，我们只好又把猪绑到架子车上，默默无语地往家赶。下馆子的事情谁也不提了，路过那些卖吃食的摊子时，弟弟和我头都没敢抬。
我学会了打草鞋，学会了给弟弟剪头发，学会了编篓筐，学会了打胡基垒墙砌灶，每日里总是将身子弄得很累，倒在炕上像倒下捆柴，沉睡如猪。
一次我割猪草回来，被马蜂蛰得鼻青脸肿，却恰巧碰到一个已经当了工人的邻村同学骑着自行车到我们村拜丈人。身边的一个媳妇鄙夷地对我说：“瞧瞧人家，哪像你这副模样。”那口气使我感到了极大的羞辱，而且永远记在心头。
当我后来出名以后，许多人问我怎样才可以成为一个作家。我说，得有生活，得经磨难，得从小受人歧视。
爱情居然在那时也在我的心里发芽了。我的恋人是同村的一个姑娘，和我不一个姓氏，但是按照当地错综复杂的辈分，她是该叫我叔的。她皮肤稍黑，但黑得耐看，腮上的那颗痣更别有风韵。
每天上工的钟声响起，我都要站在门口的树下张望，看到她也在出工的人群中，就陡然精神振奋，马上也去上工，并且千方百计地和她凑在一起劳动。而如果那天上工的人群中没有了她，我就嗒然若丧，一天无精打采。
我已经感觉到她也喜欢我了。她对我笑的时候眼睫毛眯得像对毛毛虫，什么话我把她噎住了，她就像小孩儿一样地叫喊：“不嘛，不嘛。”拿双拳在我身上捶。
那天听说一个山外的青年来到她家相亲，那个像黑赖薯一样的小伙子碰巧在河边让我碰上了。我没好气地挖苦他说：“听说我们山里的女子嫁到你们旱塬上要尿三年黑水的。”
晚上，她把我邀到村外，说：“我妈要把我嫁到山外，你说我怎么办？”我硬硬地说：“那是你的事。”她久久地立在那里，没有说话，然后踢飞了一块石头转身走了。
后来，我的恋人上了水库工地，成了工地宣传队的成员。我则因为父亲的问题被留在生产队。生产队里的年轻人都上了工地，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残。那是我最苦闷的日子。
一天，我没有给队长请假，也没有给父亲说，从家里背了一口袋苞谷，戴着破得没了帽檐的草帽只身赶到工地。我一定要和她在一起。
像普通民工一样扛石头我肯定不行，巧得很，工地指挥部正在找能写字搞宣传的人，堂弟马上把我引荐过去。
指挥部的宣传干事让我去工地的崖壁上刷几幅标语。我明白这是在考我，就用绳子吊着爬到半崖上写标语，红油漆淋了一鞋一裤子也不在意。
宣传干事和副指挥夸我的字写得好，我张狂地说：“文章比字写得还好。”他们笑着说：“从今天起你就是指挥部的人了。”在指挥部一天可以记八个工分，相当于我在生产队三天的工分，每月还有两元钱的补贴，这真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晚上，我一个人跑到河滩去游泳，脱得精光，大呼小叫，发誓要勤勤恳恳，让领导满意，长久地留我在指挥部工作。
回来时我竟遇到了她。她引我到她们宣传队女队员的宿舍，眼里满含笑意，后来又不好意思地扮了个鬼脸，爬上炕为我去拿窗台上的核桃。看着恋人的笑脸，我心里像蜜一样甜。
我很快就在指挥部宣传组站稳了脚。我集工地战报的主编、撰稿人、排版工、刻印工为一身，同时还管发行，到广播室去广播。为了活跃版面，我还学会了书写美术字和油印套红。
我的文字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一直延续到现在。我想，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有自己的一份才能，可惜的是大多数人不是有牙时没锅盔就是有锅盔时又没了牙，只好碌碌一生。我在青年时代就获得了展示才能的机会，真是幸运。
在水库工地时，我还第一次向《陕西日报》投稿。我向弟弟借八分钱买邮票时，自信十天后即可发表，因此许诺那时从稿费中拿出八角还弟弟。处女作如泥牛入海，我也尝到初战失利的滋味。
不过我的写作已经一发而不可收。我开始模仿孙犁《白洋淀纪事》的风格写日记，记录身边的人和事。日记本经常被人偷去当众读，一些小段的故事也开始在工地流传。
日记本后来遗失了，又在二十多年以后奇迹般地回到我手中。重新拿到这本发黄了的日记本时，我的泪珠滴在了上面。这里有我青春的热情和汗水，也是留给女儿最好的礼物。
我的初恋也在继续。多少个傍晚在山脚下，我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石头上，把她的名字刻在旁边的山桃树上。后来读《红楼梦》时，宝黛木石之缘的典故多少次又勾起了我的回忆。
水库工地每周的文艺演出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化了妆的她美艳无比。我坐在后台负责给演员递台词，没有节目时她就坐到我身边磕瓜子。瓜子是我从房东窗台上偷偷拿来的。这也是我唯一能送她的东西。
甜蜜的初恋很快就夭折了。她在父母的撮合下和一个现役军人订了婚，突然从宣传队消失了。我恨自己没有及时说破自己的爱恋，也没有勇气再去找她。那时，我根本没有与那位现役军人抗衡的条件。
后来，父亲的冤案平反了，恢复公职并且补发工资。我们家突然有了翻身得解放的喜悦。父亲补发的工资除了周济二伯父家外，就是添置了一辆自行车，剩下的全买了麦子。
买回麦子的那天，全家人饱饱地吃了一回干捞面。弟弟和妹妹都吃得撑着了，晚上不停地放屁。父亲笑着对母亲说：“你闻闻，娃娃们放屁都有臭味了。”
一天晚上，弟弟连夜赶到工地把我叫回了家。父亲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学开始招生了，你有了从山里走出去的机会了。”当天晚上，激动的父亲和我一道喝了酒，他双手瑟瑟地抖个不停，酒洒了一身。
经过几番周折，我终于拿到了西北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
全家人像过节一样把我送到汽车站。车开动了，我回头望着家乡的一草一木，泪水夺眶而出。别了，我的农民生涯。
在丹凤棣花务农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我也曾咬牙切齿地诅咒过那些苦难，但是那一切现在又变得那样亲切和珍贵。人生的苦难是永远和生命相关的，真正的苦难在乡下，真正的快乐在苦难中。这是我今天终于悟出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