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口衰退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这件事本身，我们如今已经没有太多分歧，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人口的下降会对社会、经济产生一系列不可预料的影响，但问题在于，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

从2022年开始，我国人口首次直面下降，拐点比许多社科院乃至人口专家预测来得更快、更突然，这种危机初现的感受变得更加强烈了。

更不用说，统计局和公安部之间对于人口统计之间的巨大差值，当然这也是滞后性导致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人口问题的认识性，我们是否还足够全面，这也涉及到未来我们对刺激生育这件事的力度。

随着一个老龄化社会的不断到来，如何应对人口萎缩导致的老龄化，不仅仅考验着我们的智慧，甚至还考验着我们的原则。

这是一个两全难其美的问题。

人口问题，必然会在未来考验着我们的决策优先级，例如，如何满足照料幼儿和照料老人的不同需求，又比如，是优先把钱花在健全社会福利保障上，还是优先把钱花在经济建设上？

过去我们可以说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优先，但随着一个社会里的老人越来越多，在未富先老的大背景下，老人占社会占比越来越高的时候，他们的养老保障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应该让这些老人占据更多的社会资源？

如果是，财政上的缺口又该如何填补？

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曾说：“人口问题是未来最重要又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之所以是人口问题最重要，那是因为现代商业社会摆脱了对土地的依赖，土地的大小再也不是人口资源增长的唯一瓶颈，通过全球化的贸易，人口可以实现爆发式增长，而不用担心饿死人的情况出现。

这杜绝了战争频发的可能性，但同时人口也成为现代社会最宝贵的资源，没有之一；一个人的消费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现代商业社会人类离不开工作，离不开收入，更离不开消费，而这些才是一个经济体源源不断增长的动能。

到今天，回头再看当年的计划生育措施，客观上来说，在人口问题上的调头和转向，的确是有一点点晚了，但考虑到我国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任何决策也必然需要考虑到双方因素的反映。

亡羊补牢，为时也不晚。

从2016年取消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措施，允许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后，再到2021年允许生育三个，这件事本身看起来是放开了，但似乎还是在“计划”之中。

生育作为人类基本的繁衍能力，它能不能被计划，以及被计划之后又会多大程度上影响一个社会，这是不言而喻的。

计划生育的影响，恐怕不是简单数十年就能够过去的；王小帅导演的电影《地久天长》讲述了计划生育时代，一对夫妻因为意外怀孕二胎被迫打掉，结果第一个孩子又溺亡的故事。

事实上这部电影背后透露了我国另一个隐形群体，那就是大量的失独家庭，他们人到中年甚至老年，却又因为一个孩子因为这样或那样的意外死亡，导致老无所依。

根据一些机构的调查，我国失独家庭已经超过100万个，失独女性也多达288万人，所谓的失独，就是指的那些因为被拐卖、子女失踪亦或是独生子女死亡等等，而失去后代的家庭。

由于丧失了生育能力，或是活在过去，这些失去孩子的家庭，也极有可能在未来，成为老龄化社会中的一个不确定性因素。

如何赡养越来越多的老人，以及如何鼓励夫妇生更多孩子，已经有许多专家甚至是学者给出过很多建议，例如任泽平就认为要制定更积极的策略，包括生育补贴、更长的产假和陪产假，以及加强对职场女性的权益保护。

这些东西说到底，依然还是属于社会福利的范畴。

既然是福利，必然就需要一个充足甚至是充沛的财政，才有这个能力去支持。

但是，单就以地方来说，他们可能目前并不具备这个实力，这也导致当下针对刺激生育方面真正有力的措施，其实并不多。

很多人说，这个问题应该由国家牵头，但问题在于，考虑到我国庞大的地域之间的经济、收入差异不均，如果以国家牵头，生一个娃应该奖励多少钱？

在偏远的山村地区，5000元可能就是一个农村家庭一年的开销；但在一线城市，5000元可能仅仅只是一个月的开销。

这件事，更多还需要地方因地制宜。

但地方没钱，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房地产开始陷入疲软之后，地方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土地出让金就大减，在地方债务这一重压之下，要想在这个基础上去承担刺激生育的重担，的确压力很大。

因此，自2021年放开三胎以来，我们看到对刺激生育现金补贴力度最大的，往往都是经济相对较好的省份，例如浙江上海广东等地。

而人口这个问题，还面临着“囚徒困境”；眼下地方财政有压力，难以给出大规模的刺激生育激励，那么长远来看，压力大不大呢？可能会更大。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的下降，未来的财政压力只会更大，老人要不要养，仅靠独生子女能不能养两个老人？疾病、意外怎么办？

这些问题，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困扰着我们，尤其是今天农村人口大幅下降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小看农村，农村其实是人老了之后，养老战略地带一个极大的缓冲；过去的农村老人，70后儿女们在外赚钱，老人们在家务农，顺便带带孙儿辈，一年到头其实花不了多少钱，米面粮油都是自产自用，甚至还能卖一些钱。

这个时候，养老对那些70后来说，压力并不大，尤其是这一代70后几乎都是好几个兄弟姐妹，加上他们的父母基本上可以依靠农田自食其力，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养老的问题。

因此，我国农村地区的养老基本上是由自己+儿女帮扶构成，在这个过程中，财政的压力并不大。

但今时不同往日了。

今天的70后面临退休，他们所处的时代和观念，早已经不同于他们的父辈。

最早，引入市场经济的第一个十年里，当时的我们以发展为重，不再投入资金创建范围更广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90年代国有企业革新，当时差不多有一批体量的人失去了工作。

随后，一个新的养老金体系出台，用“三个支柱”去覆盖我国大部分人口；第一个支柱是强制性的公共计划，参与人数最多，超过了10亿人，今天一些农村老人拿到的数百元养老金，就在于此，也包括我们所购买的社保。

第二个支柱就是基于雇佣关系的，企业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参与，覆盖的人较少；最后一个基于自愿，就是个人养老金账户。

个人养老金于2022年出台，随着养老基金池面临更多压力，个人养老金也开始承担部分税务减免的作用，以刺激人们购买。

个人养老金目前在数十个城市试运行，它出现的背景是我国人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萎缩，这是一次标志性的事件。

养老金问题，关乎着我国老龄化群体未来的养老生活；但养老金本身的倾斜也较大，2022年，全国公共就业养老金平均每月约3000元左右，但基本国家养老金每个月只有一百多到两百多，全国最高的是上海，在一千多元。

而后者眼下所覆盖的人群，在已经退休的老人中，应该是最多的。

换言之，至少有超过50%以上的老人，每个月领取的养老金只有数百元，严重不足，依赖家庭或自己谋生。

而地方之间的人口流动和经济差异，也决定了养老金的未来；在经济繁荣地区，最高可以达到八名缴费者供养一个退休老人，但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差不多是两个缴费者供养一个退休老人。

随着养老压力的增加，专家也开始呼吁年轻人要存钱，并参加个人养老计划。

有一位教授敦促年轻人放弃每天喝咖啡，把喝咖啡的钱投入到基金里；还有人警告年轻人，到年老时，基本养老金将不足以维持生活。

和未来的担忧相比，眼下的失衡问题可能还更大；例如有的老人仅仅是一个月的退休金，已经超过年轻人的薪水，更高者甚至可以达到两倍以上。

但即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去我国的养老金也连续上涨了十八年，养老金上涨，对已经退休的群体来说当然是非常友好的。

但同时，上涨的幅度越多，对未来的存续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老龄化的压力，其实就是来自财富，来自财政，只有稳健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路径，可能才能够最终去解决普通人未富先老的问题。

至于刺激生育，在眼下来看，它的难度可能不亚于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