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2日，89岁的石维坚在北京与世长辞。
石维坚9岁时失去了母亲，生活的重担随即落在了他和父亲的肩上。
父亲再婚后，家中有了继母和几个弟弟妹妹，虽然生活贫困，但一家人勉强维持着相对平静的生活。
然而，命运却并未眷顾他。因一句无意的言论，石维坚在特殊年代被扣上“保孙小丑”的帽子，被迫逃亡哈尔滨，导致远在上海的父亲和继母受牵连，双双跳楼自杀。
而他自己的人生也因此陷入深渊。
这位艺术家，究竟是如何在如此命运的重压下，重新站上舞台，迎来艺术的春天的？
艺术之路的起点1950年的春天，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培训学馆的门前异常热闹。
一则招募广告刊登在多家报纸和布告栏上，引了众多渴望在舞台上展示才华的年轻人。
那天，长长的队伍从培训学馆的大门一直延伸到街角，大家脸上都写满了希望与紧张。
石维坚早早就来到了现场，周围的人们议论纷纷，有的在练习台词，有的则在紧张地调整服装。
几天后，选拔结果揭晓，石维坚的名字出现在了被录取名单上。
在两千多名希望成为演员的年轻人中，只有五十人得到了这样的机会，石维坚便是其中之一。
1952年，经过两年密集的专业训练，石维坚从培训学馆毕业。
在学习期间，他接触了各种表演技巧，从舞蹈到声乐，从戏剧理论到实际表演，每一课都严谨而充实。
在那次表演中，石维坚扮演了《雷雨》中的周朴园。
表演结束后，观众的掌声久久未能平息，石维坚的表演给在场的每一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石维坚的家庭住在上海的一处老旧弄堂中，9岁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
家中的家具陈设简单，一张破旧的木桌，几把椅子，以及一个旧铁皮柜，是他们家的全部家当。
石维坚的父亲每天都要早出晚归，而继母则全心全意地照顾着这个大家庭。
继母虽然对石维坚没有血缘关系，却如同亲生母亲一般。她常常早起做饭，晚上则忙碌于洗衣和整理家务。
石维坚的抗美援朝1953年，石维坚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他被选派前往抗美援朝前线进行文艺演出。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处于关键阶段，战士们在前线顽强抵抗，后方也在为战争的胜利尽全力支持。
而文艺工作者们的任务，就是通过艺术表演，鼓舞前线士兵的士气，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鼓励和慰藉。
石维坚和他的演出团队一同乘坐卡车，经过漫长而颠簸的路途，最终抵达了朝鲜战场的前线。
在前线，硝烟弥漫，随时能听到远处传来的炮火声，天空中偶尔还能看到敌军的轰炸机掠过。
他们要演出的剧目是《刘胡兰》，这部话剧讲述了刘胡兰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的故事。
尽管条件艰苦，演出团队并没有舞台，没有灯光和音响，甚至连服装道具都很简陋，但他们依然竭尽全力把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演出时，战场上的条件极其艰难。舞台并不是传统的剧场，而是在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简陋平台上。
观众席是临时用石块、木板拼成的，战士们坐在寒风中，身上还穿着厚重的军大衣，有些人甚至带着未卸下的武器，但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和专注。
随着剧情的展开，战士们的情绪也随之起伏，他们被故事中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
风暴中的挣扎1966年，石维坚的生活骤然改变。
那一年，因一次无意的言论，他被扣上了“保孙小丑”的帽子，卷入了一场政治风暴。
很快，石维坚遭到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和身心折磨，剧院内外的同事和朋友都对他避而远之，他的生活彻底陷入了困境。
到了1967年，情况更加严峻，石维坚意识到继续留在北京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他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离开了家人和北京，前往哈尔滨投奔妻子的哥哥。
为了筹措路费，他卖掉了家里唯一的自行车，带着仅有的几件行李匆匆踏上了逃亡的路途。
当时，他的妻子李玉芙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只能留在北京，无法陪伴他一同前行。
石维坚到达哈尔滨后，住进了大舅哥的家中。虽然暂时得到了庇护，但不久后，当地的清查行动开始了。
某天，警察突击检查居民户口时，发现石维坚没有正式的身份记录，将他当作游民抓了起来。他被送进了当地的收容所。
在那里，他与一帮小偷、流氓被关押在同一个房间里，寒冬中的收容所没有取暖设备，地上铺着冰冷的水泥，寒气逼人。
在收容所的四个多月里，石维坚不得不适应与那些社会底层人员共同生活的艰难环境。
每天，他和其他人一样分配到极少的食物，住在简陋的床位上，忍受严寒和恶劣的卫生条件。
那些流氓和小偷在收容所内大多以欺凌他人为乐，石维坚虽然一身文人气质，但为了在这个环境中生存下来，他尽量低调行事，默默忍受这些苦难。
四个月后，石维坚终于被释放，回到了北京。
然而回到北京后，他的处境依然没有好转，他再次被关押，理由依旧是那顶“保孙小丑”的帽子。
这段时间里，他遭受了无数的质询和批斗，几乎失去了自由。
与此同时，他的家庭也因为他的遭遇而陷入了困境。
尤其是他远在上海的家人，石维坚在哈尔滨期间曾写信给他的妹妹和父亲，向他们诉说自己的处境和请求帮助。
然而，这些信件却无意间成为了他们受牵连的证据。
他的妹妹和妹夫因此遭到了当局的审查与批斗，经常被拉出去当众羞辱，家中生活苦不堪言。
石维坚的父亲和继母同样未能幸免。两位老人一辈子老实本分，从未做过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但却因为儿子的关系被卷入了这场政治风波。
他们时常被批斗队拉到街上示众，饱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
继母在家中照顾家庭多年，平日里性格温和善良，如今在这样的打击下，身体逐渐虚弱，而父亲更是对家庭的未来充满忧虑。
终于，在一次特别激烈的批斗之后，石维坚的父亲和继母再也承受不了这无休止的折磨。
面对无法挽回的局势，两位老人做出了一个让人痛心的决定，他们双双从家中的窗户跳楼身亡。
消息传到石维坚耳中时，他尚在北京的羁押中，根本无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艺术的春天与晚年生活石维坚经历了极大的磨难后，回到了北京。
在长期的政治迫害和困苦生活中，他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正在拖累家人，尤其是妻子李玉芙。
他心中有了一个念头，认为如果自己主动提出离开，也许能减轻妻子的压力。
有一天，石维坚鼓足勇气对李玉芙说：“你跟我没什么好日子过了，我这样拖累你不值得，你带着孩子们走吧，别管我了。”
李玉芙听完后坚定地说：“这辈子你别想离开我，我和两个女儿跟定了你。”
石维坚被她的话震撼了，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眼里满是感动。
时间慢慢过去，到了1976年，那个特殊的年代终于结束，文艺界的严冬也渐渐消退。石维坚终于迎来了久违的艺术春天。
这一年，他已经41岁，虽说人到中年，但他依然精力充沛，热爱表演。
石维坚开始接到越来越多的角色，演艺事业再次走上正轨。
在他随后的艺术生涯中，出演了许多经典影视作品，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有《天云山传奇》《春兰秋菊》《秋瑾》等。
随着演艺事业的回暖，石维坚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几乎没有停歇地工作。
他在电视剧、电影和话剧中频繁亮相，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比如在《八仙的传说》中饰演何仙姑的师傅，在《开国大典》中扮演重要的历史人物等。
1991年，石维坚被任命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
作为院长，他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处理行政事务，虽然因此减少了出演机会，但他依然在幕后为剧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他任职期间，剧院推出了多部优秀的作品，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新生代演员，这也是他对中国表演艺术界的另一大贡献。
与此同时，李玉芙的京剧事业也在持续发展。
作为京剧梅派的传人，李玉芙一直活跃在舞台上，她的演技精湛，尤其是在《凤还巢》《穆桂英挂帅》《霸王别姬》《玉堂春》等剧目中的表现更是备受赞誉。
她的嗓音高亢圆润，动作干净利落，每次登台都能引来满堂喝彩。
除了演出外，李玉芙还致力于教学，培养了许多京剧新生代演员，如张慧芳、杨丹阳等，她们都成为了后来的京剧名角。
随着时间的推移，石维坚和李玉芙两人逐渐进入了晚年。
2020年，石维坚年满85岁，随着年纪的增大，他的身体也逐渐不再如从前那般硬朗，老年病和基础病困扰着他。
为了更好地照顾他们，女儿为二老请了护工，日常生活也逐渐被安排得更加周到。
自从疫情爆发后，石维坚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行动变得越来越不便，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
2024年5月12日，石维坚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
参考资料：
[1]刘延.塑造立体人生──记著名表演艺术家石维坚[J].国际人才交流,2001(4):3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