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长江文艺》　|　吴佳燕　　2022年10月18日09:38

方言是一个人的胎记。尽管黄茜在她的小说中用到的四川方言并不多，我还是从她的文字气息中辨认而出——那种熟悉的氛围、语调、地方色彩以及充满年代感的“回忆杀”就像我们纸上的接头密码，让我倍感作为老乡和同龄人的亲切，以至于我读她的小说，可以摆脱多年的普通话语境，完全用四川话读。黄茜的出道时间不长却出手不凡，于她而言，漫长的蓄势与厚积薄发才刚刚开始。她最初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记者，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采写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给了置身恐慌中的人们极大的安慰。后来我才知道她还是诗人和译者，翻译了不少萨拉马戈的著作。2017年，黄茜在《长江文艺》发表了她的小说处女作《流杯池》，如一匹黑马闯入文坛，清新、氤氲而有辨识度的文风引起关注。201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雨镇》还被《新华文摘》转载。加上本期的这篇《余志远和夏知坤》，黄茜出手的三篇小说都给了《长江文艺》。可以说，《长江文艺》见证了小说家黄茜的成长和成熟，亦可以清晰瞥见其小说创作的变与不变。如个人叙事风格的建立，如果说《流杯池》多少还有对张爱玲小说的某种模仿痕迹，《雨镇》《余志远和夏知坤》已经建立起了精雕细琢、绵里藏针的个人风格；如小说叙事感的加强，单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流杯池”是个有美感和内涵的景点名字，却和小说的人物故事不沾边；“雨镇”营造了一种潮湿而惆怅的氛围与情绪，让人想起庞德的诗歌《地铁车站》；《余志远和夏知坤》却是很实的题目，直接让人物前台亮相，故事性和命运感凸显。

城镇是中国社会结构最基本的单元和最重要的一环，有点类似于城乡接合部，上通县城和都市，下接广袤的乡村。尤其是在大规模的城镇化运动中，无数的城镇链接起城乡也被城乡撕扯。城镇凝结了中国最普遍而复杂的社会人情，因此城镇叙事也成为大多数作家创作的一个切口。小镇是黄茜写作的原点和文学的乡愁。它不是经济发展模式下被打造的景观化、商业化的特色小镇，而是充满地方性和年代感的、自然的、人文的川南小镇。黄茜视角内转，尤为关切的是浸润着个人成长经验的小镇气息和女性情感。她和笔下的女性一起从小镇出发，通往维系体面与改变命运之路，也通往广大深邃的未知与可能。

做旧或可视作黄茜小说的一个技术。写作需要在回望中前行，我们也都到了怀旧的中年。做旧便是怀念旧时光、追求年代感而做的设计，不仅有老物件的衬托，还有用旧瓶装新酒。这与一代人的成长记忆相关，更有作者本人的趣味和偏爱。把时间置后，让故事、人物褪色，对现代故事进行古典风格的加持。一方面是缓慢闲适的旧时光和具有年代感的旧事物，一方面是穿梭其间的新旧人物。朦胧诗、邓丽君歌曲、83版《射雕英雄传》、供销社、收购站、茶馆、湿漉漉的青石板路，就像一幅传统的小镇烟村水墨画。黄茜擅长写小镇女性，尤其是旧式的年长的女性，徐太太、吴秀珍、夏知坤都是经历丰富而又心高气傲的女性，情态的不动声色之下内心翻滚而终未冲决，年轻女性丁木子反而有些面目模糊。黄茜小说的故事时间大都发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却写出了一种民国小说的精致、细腻和蕴藉。她对女性服饰、吃食、心理的细节描写，2001年丁木子第一次到上海姑妈家拜访的情形，都让人恍惚走进了张爱玲的小说。黄茜的小说又绝不仅是向张爱玲致敬，而是有自己的匠心、经验与认知：每一个人物都是携带着自身的性格与故事从记忆深处走来，每一个现实中人又必将被时光做旧成为过去的面影。这交叠远去的故事与人心呵，就像一帧帧具有时间纵深感的黑白照片，又像小镇这从古至今的雨水与潮湿气息。

一些物件和意象成为黄茜小说叙事的催化剂，让故事情节推进，也让人物内心显影。《流杯池》里的石头隐喻着徐太太的情感秘密与内心伤痛：它是年少轻狂时的爱情誓言，多年前丁宝琼小镇上的青梅竹马顾正庭曾“以这块经历几百万年的煤炭发誓”，又因时代变故和家庭恩怨弃之不顾；它是过往伤疤的提示和醒悟，多年后身为教授的顾正庭寄给已是徐太太的丁宝琼一颗黑曜石，一石激起千层浪，伤疤被揭开感情却难以为继。“阿帕契之泪”指向的不是情感的了结、往事的和解，而是女性内心的真正放下。余志远与夏知坤相爱相杀也相互内耗了一辈子，知坤去世后留下的那张欠条是她最后的倔强与反抗，是留给长期随遇而安无所作为的丈夫的一个牵绊甚至一剂药方。小镇的雨水很像是女性愁绪的一种外化，吴秀珍和苏小禾就是面对着大雨各自袒露心事，知坤去世后志远的梦里也是她在滂沱大雨中进行诘问。雨水还有“倾城之恋”的奇效，一场暴雨有如生死交关的战火，车祸的设定加剧了这种极端情境。作者在这种孤岛般的末日感受中加入邓丽君轻柔缥缈的歌声，这大刚大柔的冲击与洗礼，改变了困局中人的心意并抚慰了所有因此滞留、受伤的人，让人心沉淀、理性归位，让偏航的生活回到正轨、破败的婚姻情感有了修复的可能。

小镇不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最末梢，它的亦城亦乡、新旧杂糅导致它不像底层乡村那样暴露无遗甚至撕裂，而是有一种静水深流般的体面维系，这也是黄茜的小镇故事得以做旧的基础，你很难想象如何把民国范儿赋予乡土之上。黄茜笔下的小镇女性都要强能干，为人做事果决爽利、隐忍沉稳，在生活、情感上努力追求和维持一种体面和尊严，不撕破不翻脸，看穿不拆穿。吴秀珍是小镇留守者，更接近传统女性，包办婚姻，夫妻没有感情基础。然而她也有体面绝杀的时刻，在丈夫出轨之际以送鸡蛋为名到其办公室向情敌亮明身份、宣示主权，铿锵的脚步声让“整个县政府的水泥地板都在吴秀珍的脚下微微摇颤”。夏知坤是小镇离开者，爱情上勇于追求，事业上顺势而为，最后在省城站稳脚跟，是城镇走出来的成功典范。然而，“结婚三十年，分居十八年”，打垮知坤的也许不是明面上的病魔，而是婚姻的暗疾，以及维护初心与体面而做的一切努力和消耗。丁宝琼是小镇的叛逆者，她的叛逆当然是不那么体面的，却是为了走向更大的世界获得真正的体面与尊严。从小镇女孩到上海太太，从青梅竹马的抛弃、被动私奔不成到主动与人私奔寻求出路，徐太太最终依傍和助力男人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即便与徐先生过着貌合神离的夫妻生活，还可以在对来处与往事的封印和现实危机的暗中处理中维持上海人的一份精致与傲娇。

然而，“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小镇女性的追求体面与改变命运之路，铺满了情感的荆棘和内心的千疮百孔，还有挥之不去的孤独苍凉感，正如张爱玲所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她们从小镇出发，走出了轰轰烈烈的人生，却走不出被辜负与消耗的情感命运。黄茜的小说人物总有几分阴盛阳衰，这些外刚内柔的女性再是强悍能干，也架不住男性在爱情婚姻上的致命一击，让她们深味着人性与孤独。她们不是小镇做题家，却也是百折千回的人生赢家，凭着一身狠劲和韧性在生活的泥泞里闯出一条生路，再落落大方、满心苍凉地立于人前。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女性对情感的需求与体验尤为深长。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在可以抓住的生活与抓不住的情感之间，女性该何去何从？在个体孤独与性别鸿沟前，在人心人性的幽微褶皱处，双向奔赴的共情与拥抱从未如此艰难又如此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