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清朝的时候东北地广人稀，随着日俄向东北渗透，再加上关内人口爆炸，清政府便放开人口管制，允许关内汉人移民东北。

但是汉人进入东北之后，清政府的管理却跟不上，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驻防东北的八旗又入关平叛，这就造成地方军政权力真空。

闯关东的汉人便成立武装，填补了清政府留下的权力真空。

这些汉人武装，要么是占山为王的土匪，要么是保护村子的保险队。

不过土匪和保险队的界限很模糊，可能今天土匪接受招安成了保险队，明天怀念起打家劫舍的放浪日子，又重新回到山里了。

不管怎么说吧，土匪和保险队都是民间武装，没有正规军的理想信念，一切以利益为原则，向哪边倒，要看哪边给的价码高。

由于东北的民间武装已成烈火燎原之势，以旧社会的组织程度，根本不可能完全剿灭，只能用招安抚慰的手段，达到相安无事的目的。

民国初年，保险队出身的张作霖做了东北王，觉得和土匪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便大规模招安土匪扩充兵力。等到“九一八事变”以后，张家在东北的统治崩溃，那些散兵游勇和土匪部队重归山林，到处打家劫舍。

最猖狂的时候，东北土匪近万股，拥有180万支枪。

面对土匪战争的汪洋大海，侵略东北的日本人也没办法，只能是继续招安，于是大量土匪做了伪军汉奸。

等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这些土匪、伪军、汉奸又没人管了，重新活跃起来，并且接收了大量日本装备，实力非常强劲。

据东北局的数据统计，包括日本关东军残部在内的东北土匪，总共有25万人以上，东北有154个县，土匪就占了100多座，其中10万土匪和大部分匪占县城，都集中在接近苏联的北满地区。

因为日本统治东北的时候，关东军的势力伸不到北满，苏军在欧洲作战，也管不到远东。

黑龙江、牡丹江、合江、松江组成的北满地区，就成了三不管的土匪天堂。

东北老百姓说：“有钱的怕绑，有姑娘的怕抢，走路的怕劫，出门的怕攮”，每天过的提心吊胆。而土匪们却在唱：“当胡子，不发愁，进了租界住高楼。吃大菜，住妓馆，花钱好似江水流。枪就别在腰后头，真是神仙太自由。”

而就在这个时候，国共两党开始争夺东北，土匪做为东北的重要武装力量，成为国共两党的统战对象，准备和张作霖、日本一样招安土匪。

不同的是，国民党对土匪是纯招安，我党准备招安后进行改造，让土匪转型成人民军队。

不过那时候我党在东北没有群众基础，国民党又属于“正统”的中央政府，很多土匪便有了“先八路后中央”的想法，即先参加八路军，然后在战场上反水，给国军纳投名状，或者穿上八路军的衣服直接投国军。

不管怎么做，土匪在国军那边都有了加分项。

林彪在报告里说的很明白：

“老百姓说，八路军和中央军都是为老百姓的，彼此不要打好了。并认为国民党是中央，旧政权旧武装的人员皆纷纷找国民党接头，我军收编的旧武装，一到与敌接近时便叛变投敌。”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的各种专员、主任带着委任状，发传单似的发给东北土匪首领，任命了33名正副总司令、32名军长、158名师长，军衔也是中将、上将等高级军衔。

曾经接受过我军改编的座山雕，就反水做了国军的中将支队司令，谢文东在我军混了一个月，也反水做了国军的上将集团军司令官。

截至到1945年底，仅在合江、松江、牡丹江等北满省份，土匪混入我军造成的叛变人数，便达到33700人，残害我军干部154人，甚至有些土匪猖狂到白天冲进机关单位开枪杀人。

所以在解放战争的时候，原先打家劫舍的武装土匪，已经转型成押宝国共的政治土匪。

剿匪，已是势在必行。

而剿匪也不再是以前的地方治安问题，是事关解放战争的政治问题。

2

东北剿匪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5年12月开始的，因为进入东北半年，发现收编土匪不切实际，土匪也不愿意接受我军的收编改造，于是下定决心剿灭土匪。

东北局发出《关于目前东北的形势和部署的指示》：

“散在各地之反动土匪，不仅为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之莫大障碍，且为顽敌之有力别动队，务需用尽一切办法迅速肃清之，以孤立顽军。”

由于土匪兵多枪多地盘大，所以这个时期的剿匪任务，其实类似于正规军作战，我军需要在战场上堂堂正正的取胜，彻底把土匪打残打废。

于是东北局把能征善战的359旅，从南满调到北满，做为剿匪的主力部队。

刘转连旅长指挥部队以集中对集中、以主力对主力、以大炮对大炮，用半年的时间攻城略地摧营拔寨，和其他兄弟部队作战212次，俘虏土匪8万人，缴获长短枪2万支、机枪618挺、大炮52门、收复城镇118座。

我军刚出关的时候没多少武器，有些部队甚至是空手跑步出关，导致初期和国军争夺东北时吃了大亏。

现在经过剿灭土匪，不仅补充了兵力，还有了机枪大炮，得亏是林彪沉默寡言，要是换做陈赓，恐怕就要打电话了：

“刘转连，我恭喜你发财了。”

经过这个阶段的作战，我军基本恢复了对北满的控制，以及各大交通运输线路。

不过随着剿匪的初步胜利，我军的主力部队却遭遇重大挫败。

1946年5月，四平战役失败，我军大步向北满撤退。

那些被击溃的土匪觉得国共胜负已定，瞬间感觉“我又行了”，重新活跃起来进攻我军，很快就占领同江、东安、依兰等县城，依兰县委书记的妻子还被土匪强奸了，非常凄惨。

除此之外，我军的某些不坚定的干部也发生动摇，就在林彪率军北撤的时候，经东北土匪的勾搭，总部作战科的副科长携机密文件潜逃，叛变投敌。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那些被打散的土匪叫嚣，要和国军会师哈尔滨。

而撤退到北满的我军，根据地和土匪的地盘基本重合，那么要立足东北就必须立足北满，要立足北满就必须彻底剿灭土匪。这里说的剿灭，不是和以前一样打散，而是清理的干干净净，一个都不留。

于是从1946年6月起，东北开始第二阶段的剿匪。

因为北满剩余的土匪首领都集中在合江省，所以第二阶段的剿匪重点，便是在合江省剿灭土匪的“四大旗杆”——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此外还有姜鹏飞、座山雕。

1946年7月，东北局在哈尔滨开会，通过陈云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命令各地抽调三分之一的部队和五分之三的干部，组成工作团，下乡发动群众，清剿土匪。

而在军事方面，林彪派贺晋年做合江省军区司令，原司令方强做政委，调动2万部队进行剿匪。

贺晋年在陕北就是剿匪专家，曾经把大部队分成小部队，一旦发现土匪就分路堵截然后包围合击，在一年内发动数十次战斗，彻底剿灭陕北的土匪。

现在把贺晋年调到合江省，可谓是好钢用在刀刃上，用老师傅对付老司机。

接到命令以后，贺晋年亲自率领骑兵，从依兰县渡过牡丹江，查看地形之后，再根据谢文东的情报，便算准了谢文东无处可去，肯定会逃到牡丹江西岸的一片原始森林里。

于是贺晋年在牡丹江西岸200里的村子里，都派上小分队驻扎，北面唯一的出口陈家梁子也派兵堵住，主力部队则陈兵南面，只放开西面的原始森林，等着谢文东。

当然了，西面的原始森林，想封也封不住。

果然不出贺晋年的预料，谢文东逃来逃去，最终还是从西面的原始森林里，走到贺晋年布好的圈子里了。

发现谢文东入套，贺晋年又亲自带兵进山追击谢文东。

就这样一边逃、一边追，每次谢文东以为有出口的时候，就被贺晋年提前布下的小分队击退，谢文东部的土匪没吃没喝的跑了两个月，到了12月份终于扛不住了，隔三岔五的向贺晋年投降。

见面以后，土匪们把枪一扔手一摊，说到：“给一碗饭吃，吃了饭，杀就杀吧”，我军战士们寻思着，哪有饭啊，高粱馍馍倒是有些，爱吃不吃。

土匪们也不讲究，冻得硬邦邦的馍馍抢过来就吃，每人能吃七八个，噎的话都说不出来。

我军战士们也笑了，土匪算啥，人是铁饭是钢，土匪一顿不吃也饿得慌。

就这样，谢文东部的土匪基本溃散，到最后谢文东身边只剩下6个人，还是儿子、马夫之类的非战斗人员。

走投无路之下，谢文东到一座破庙里烧香拜神，被我军的一个副连长发现，端着枪冲进去大喊：

“你是老谢不，我来抓你了。”

纵横东北的大土匪谢文东，就此落网，12月17日被公审枪毙。

就用这一套“跟踪、包围、招降、合击”的套路，贺晋年指挥部队陆续抓捕了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等土匪头目，一举拔掉合江省的四大旗杆。

最搞笑的是姜鹏飞，1946年8月到哈尔滨，和我军打入土匪内部的内应接头，正在饭店宣布要夺取哈尔滨呢，就被我军的人闯进饭店一网打尽，活像80年代称帝的愚昧农民，还没走出村口就被派出所抓捕。

《智取威虎山》也是这个阶段的事，不过没有电影演的那么玄，座山雕在牡丹江省被抓的时候，身边只有25个人，缴获了6支步枪、640发子弹，仅此而已。

到了1947年夏天，经过一年时间的剿匪战斗，毙伤土匪31000余人，俘虏48400余人，北满的土匪基本被我军剿灭。

东北剿匪的第二阶段也就结束了。

第三阶段是1947年夏到1949年，主要任务是肃清极个别的北满残余土匪，以及南满的土匪，战斗规模不大。

谢文东

3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政治的基础是经济，而在解放战争时期，经济问题说到底是土地问题。

土地和东北剿匪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关系还很大。

当时东北局对369个土匪首领做过调查，发现地主出身的有105个、和地主关系极深的有159个、贫民出身的土匪首领只有105个。

从这份调查结果也能看出来，东北的地主普遍和土匪有关系。

这帮人的家里基本都有枪，想听政府的话了，就收起枪做地主剥削农民，不想听政府的话，就带着枪上山做土匪，老家的农民还得给他们种地。

要剿灭土匪，必须同时进行土改，消灭了地主，才能消灭土匪生存的土壤。

东北剿匪的速度那么快，除了贺晋年等剿匪部队拼命以外，更重要的是东北进行了大规模的土改，挖掉了土匪的根。

早在1946年5月4日，中央便签发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改变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从减租减息改成没收地主的土地，相对平均的分配给农民。

7月份，东北局动员12000名党员干部，号召他们走出城市、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组成工作队到农村发动土改。

但是和土匪一样，东北的农民也不相信我党。

他们觉得国军兵强马壮，土八路不一定能打得过，现在跟着工作队打倒地主分了地，将来土八路在战场上打输了，地主回来不得弄死我们？

还有的农民说，遭逢灾年的时候，还是地主给了一口饭吃，工作队鼓动我们分地主的地，那不是丧良心嘛？

农民动员不起来，便不能打倒地主，不打倒地主就剿不了土匪，剿不了土匪就不能在北满立足，紧接着就是争夺东北要失败。

可以说，动员农民是一切事业的基础。

工作队折腾半天都没辄，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先动员农民诉苦，即农民和地主聚在一起，说说有什么苦，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只要农民敢说，说来说去总会说到地主头上。

岫岩县的一个农民说，我为什么苦呢，是因为我给地主家干活挣不到钱。我为什么要给地主家干活呢，是因为9岁的时候地主家加田租，老爸为了还田租卖儿卖女，不够，就让他去地主家放牛顶租。

说到这里，这个农民恍然大悟，指着地主大骂：“狗日的，老子苦了半辈子，原来都是你害的啊，打倒地主老财。”

于是经过诉苦运动，农民便被发动起来，开始打倒地主重新分配土地，到了1946年底，东北就给420万农民，分配了320万垧土地，平均每人8亩。

不过这波重新分配土地不彻底，只是把臭名昭著的大地主的土地给分了，还有很多地主的土地没有动，相当于军事剿匪的第一阶段，所以东北局称之为“夹生饭。”

那些地主们大骂，你们这些穷棒子敢分老子的田，等国军回来都嫩死你们。

于是随着剿匪进入第二阶段以后，东北土改也进入第二阶段，重点打击整个地主阶层，把“夹生饭”彻底煮熟了。

剿匪战场是贺晋年的舞台，土改则是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黑龙江的地委书记王鹤寿等人的舞台。

他们每个人都有基层县村的联系点，经常下去蹲点，亲自调查土地情况，指导工作队和农民的分地工作。

例如张闻天的联系点是桦川县，经过数次走访调研，他就发现桦川县里80多个村子有“夹生饭”，占全县村子的43%，而且龙山屯的农会会长竟然是土匪，地主洪玺亮交出的都是差田，好田都自己留下了。

既然发现了问题，张闻天和县委书记就现场办公，把“夹生饭”都给煮熟了。

其他地方也是这样的路子，经过大半年的努力，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6月，基本解决了东北的土地问题，给630万农民分了503万垧土地，并且在北满组建了13万自卫队、21万民兵。

从时间上来看，土改成功和剿匪成功基本是同步的，可以说，没有土改成功就没有剿匪成功，不剿灭土匪就不能土改。

这两件事是相辅相成的。

剿匪要经过第三阶段才算彻底成功，土改也一样，也要经过最后的扫尾阶段才能彻底打倒地主阶层。

因为农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翻身了，但是家底太薄，分到土地也不能改善生活，而地主家的积累厚实，有农村经济的先发优势，很快就能买田做地主，重新剥削农民。

农民们吐槽：“翻身，翻来翻去，还是跑不过人家。人家金骝子多着呢，两三年又是大户，农民有啥呢？”

被剥夺土地的地主则说：“你也富不了，我也穷不了，我把犁杖挂在屋檐下，也能吃几年。”

革命不彻底等于彻底不革命，没有完成财富转移也不算是共同富裕。

于是东北土改的第三阶段便是挖浮财。

不过挖浮财也是有讲究的，不能一刀切，东北局规定挖浮财的对象是大中地主、汉奸、恶霸，不准乱挖富农和小地主的窖，中农的利益绝对不准侵犯。

从1946年7月到11月，北满地区挖出的浮财，比土地的价值还要多几倍，仅松江省就挖出100多亿元的浮财，嫩江省除了差不多的浮财以外，还挖出10万余垧土地。

农民和工作队的人说，以前我们翻身是翻了个半身不遂，这次算是翻好了。

经过这半年的挖浮财，北满的土改基本成功，南满则要等到辽沈战役结束了。

而差不多相同的时候，北满剿匪的第三阶段也结束了，辽沈战役结束开始在南满剿匪。

还是那句话，要彻底剿匪必须彻底土改。

4

剿匪和土改的成功，让我军在北满有了真正稳固的根据地，在东北也能立足了，随后就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四野一路打到海南岛。

说剿匪和土改是四野所向披靡的保证，一点都不为过。

我们现在回顾历史，知道新中国做了很多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但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前，这份伟大事业就有了预兆。

数十万土匪盘踞东北百余年，经历过清朝、北洋、日本、国民党的统治，慈禧、袁世凯、张作霖、关东军、蒋介石这些人杰枭雄都拿土匪没办法，结果我党我军用不到三年时间就清理的干干净净。

地主剥削农民更是自古以来，我党我军也用短短几年时间，就完成土地重新分配的伟大事业。

这是组织的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因为每个伟大事业的成功，都离不开“动员人民”这个基本条件。

所以历史经验证明，给足人民利益，一定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在人民战争的洪流面前，任何困难都将是组织和人民的勋章。

来源：微信公众号  作者：温伯陵